由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及多位合作者提出的世界体系理论(world-systems analysis),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史和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它对文学研究基本不感兴趣。鉴于如下事实,这种冷漠可能令人感到意外:明显影响过沃勒斯坦著述的年鉴学派(the Annales School),曾在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亨利-让·马丁(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印刷书的诞生》(L’apparition du livre,1958)一书中,为现代西方文学的出现提供了奠基性论述。近些年来,文学研究者开始尝试将这一理论直接应用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最显著的几例,或许当属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的《文学世界共和国》(La re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1999)、弗兰科·莫莱蒂(Franco Moretti)的《远读》(Distant Reading,2013),以及华威研究团体(Warwick Research Collective)的《不平衡与连同性发展》(Combined and Uneven Development,2015)。澳大利亚的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与瑞典的杰瑞·玛达(Jerry Maatta)最近还尝试将“远读”具体运用到对科幻小说这一文体的研究中。米尔纳的“全球科幻场域”(global SF field)的模型确认了起初的英—法中心,其后继的美国和日本中心,长期存于俄罗斯、德国、波兰和捷克的半边缘场域及新兴于中国的半边缘场域,以及由世界其他地区组成的边缘场域。本文拟以上述模型去分析亚当·特雷克斯勒(Adam Trexler)所谓的“人类世小说”(Anthropocene fictions)和丹尼尔·布鲁姆(Daniel Bloom)所谓的“气候变迁小说”(cli-fi),在此我们将它们视作当代科幻小说的重要亚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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