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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夫妻二元应对和相依关系对自我管理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夫妻二元应对和相依关系对自我管理的影响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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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英梅安徽医科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目的探究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及配偶自我管理、二元应对和相依关系现状,分析影响患者及配偶自我管理的影响因素。探讨夫妻双方自我管理与二元应对、相依关系的相关性;建立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分析夫妻双方相依关系、二元应对对自我管理的... 详细信息

目的探究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及配偶自我管理、二元应对和相依关系现状,分析影响患者及配偶自我管理的影响因素。探讨夫妻双方自我管理与二元应对、相依关系的相关性;建立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分析夫妻双方相依关系、二元应对对自我管理的影响和路径。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选择2021年1月～2022年1月在合肥市某三甲医院心内科住院治疗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及其配偶共212对为研究对象。通过患者及配偶一般资料调查表、二元应对量表、慢性心力衰竭自我管理量表、配偶对患者自我管理的贡献采用CC-SCHFI量表、夫妻相依关系量表等进行调查。采用SPSS 24.0软件包、AMOS 26.0软件对整理后的数据进行分析,均采用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正态分布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偏态分布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正态分布资料多组间比较单因素方差分析,事后比较采用LSD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x2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采用配对t检验分析患者和配偶间的差异,影响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及配偶自我管理与二元应对及相依关系的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从二元水平分析主体效应、客体效应以及中介效应。结果 1.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配偶自我管理现状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标准化总得分为:53.24±14.62分,其中自我管理得分处于低水平的患者有67.92%,中等水平29.24%,高水平仅2.83%。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配偶对患者自我管理贡献总得分为:53.24±14.62分,其中自我管理得分处于低水平的患者有67.92%,中等水平29.24%,高水平仅2.83%。 2.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自我管理在患者资料中的单因素分析患者自我管理: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工人及其他从业者、病程≤6个月、BMI<28患者自我管理得分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其他一般资料特征患者的自我管理标准化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配偶对患者自我管理的贡献:配偶对患者自我管理的贡献评分在患者不同文化程度、职业、病程、BMI上存在显著区别,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自我管理在配偶资料中的单因素分析患者自我管理:肥胖（BMI>28）配偶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低于其他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配偶对患者自我管理的贡献:文化程度越高,配偶对患者自我管理的贡献水平越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他从业者的得分高于农民和工人,无慢性病的配偶得分高于有慢性病的配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4.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能力现状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二元应对总分为:119.30±14.14,低水平患者27.35%（58/212）、中等水平68.86%（146/212）,高水平3.77%（8/212）。配偶二元应对总分为:118.89±14.41,低水平29.24%（62/212）、中等水平67.92%（144/212）,高水平2.83%（6/212）。患者与配偶二元应对总分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5.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与配偶二元应对在患者资料中的单因素分析患者二元应对:不同文化程度、病程、职业状态、BMI患者二元应对水平差异明显（P<0.05）。配偶二元应对:患者不同文化程度、病程、年收入,其配偶的二元应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配偶二元应对在患者其他不同一般资料特征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6.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与配偶二元应对在配偶资料中的单因素分析配偶不同职业状态,患者的二元应对水平有显著性差异（P<0.05）。配偶年收入≥3万元、肥胖二元应对水平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7.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与配偶相依关系现状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相依关系评分为:2.96±0.92,低于正常水平的患者占32.08%（68/212）。配偶相依关系得分为:2.66±0.97,低于正常水平占50.00%（106/212）,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相依关系得分高于配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8.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与配偶相依关系在患者资料中的单因素分析不同文化程度、病程、BMI患者的相依关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患者不同文化程度、病程、BMI,导致配偶的相依关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8.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与配偶相依关系在配偶资料中的单因素分析配偶超重、有慢性病导致患者的相依关系有显著性差异（P<0.05）,配偶相依关系在配偶一般资料特征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0.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及配偶自我管理与二元应对、相依关系的相关性患者自我管理与配偶对患者自

关键词：慢性心力衰竭自我管理二元应对相依关系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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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及家庭照顾者心理弹性、创伤后成长和生活质量的关系

晚期结直肠癌患者及家庭照顾者心理弹性、创伤后成长和生活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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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礼庆江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研究背景: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全球第三大普遍的癌症类型,有56%的CRC诊断时处于晚期,晚期CRC患者的生活质量相对早中期CRC下降更明显。晚期CRC家庭照顾者与患者共同应对晚期CRC的诊断和治疗,相比于正常人群,晚期CRC家庭... 详细信息

研究背景: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是全球第三大普遍的癌症类型,有56%的CRC诊断时处于晚期,晚期CRC患者的生活质量相对早中期CRC下降更明显。晚期CRC家庭照顾者与患者共同应对晚期CRC的诊断和治疗,相比于正常人群,晚期CRC家庭照顾者具有更低的生活质量。癌症的诊断和治疗作为创伤事件,除了对个体的身体和心理都有重大消极影响以外,个体也可能会经历积极的变化,如创伤后成长。创伤后成长源于对创伤事件的适应,而心理弹性是应对创伤事件时的适应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心理弹性的水平决定了创伤后成长的发生程度。国内外学者已经在癌症患者中探讨了心理弹性、创伤后成长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而在家庭照顾者中的调查性研究较少,且未将患者和家庭照顾者作为整体进行探究。此外,之前的调查性研究因疾病种类而导致结果存在异质性。所以,在晚期CRC患者及家庭照顾者中探讨心理弹性、创伤后成长和生活质量的关系是必要的。研究目的:1.调查晚期CRC患者和家庭照顾者的创伤后成长、心理弹性和生活质量的水平,并探讨分析社会人口学、临床资料、心理弹性、创伤后成长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分析心理弹性、创伤后成长对生活质量的二元影响,并分析晚期CRC患者及家庭照顾者创伤后成长对生活质量的中介效应。2.对心理弹性得分≥30分(相对较高水平)的晚期CRC患者和家庭照顾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以深入了解心理弹性,并挖掘其促进因素。研究方法:本研究共包括两个部分。1.第一部分采用量性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为在中国江苏省无锡市两家三级甲等医院的肿瘤科就诊的晚期CRC患者和家庭照顾者。我们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心理弹性量表简版、创伤后成长量表和12条目生活质量简明健康调查量表对研究对象进行了调查。我们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4.0软件进行了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单因素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和分层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以进一步分析数据。我们使用AMOS 26.0软件构建了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分析心理弹性、创伤后成长和生活质量的二元关系,并探究主要研究变量的中介效应。2.第二部分采用质性研究,基于第一部分研究人群,采用目的抽样法,对14对心理弹性得分≥30分(相对较高水平)的晚期CRC患者及家庭照顾者进行半结构访谈。研究结果:1.第一部分结果(1)晚期CRC患者及家庭照顾者创伤后成长、心理弹性和生活质量现状晚期CRC患者及家庭照顾者创伤后成长总分分别为(55.7±9.7)和(55.1±9.2)。心理弹性总分分别为(25.9±6.0)和(25.5±5.5)。生活质量中身体健康部分总分分别为(44.6±6.6)和(46.3±6.0),生活质量中心理健康部分总分分别为(47.8±5.8)和(46.2±5.2)。晚期CRC患者的心理健康部分总分显著低于家庭照顾者心理健康部分总分(t=3.361,P=0.049)。(2)晚期CRC患者一般社会人口学及临床资料与心理弹性、创伤后成长和生活质量的关系1)晚期结直肠患者的心理弹性在性别(t=2.156,P=0.007)、年龄(F=4.958,P=0.008)、工作情况(t=4.521,P<0.001)、婚姻情况(F=6.373,P<0.001)、教育程度(F=17.654,P<0.001)、家庭月收入(F=16.809,P<0.001)、医保类型(t=3.234,P=0.001)和确诊时间(t=4.145,P=0.007)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2)晚期结直肠患者的创伤后成长在年龄(F=7.418,P=0.001)、婚姻情况(F=4.615,P=0.004)、教育程度(F=13.217,P<0.001)、家庭月收入(F=17.246,P<0.001)和医保类型(t=4.038,P<0.001)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3)晚期CRC患者的身体健康部分在教育程度(F=2.834,P=0.039)和家庭月收入(F=4.756,P=0.003)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晚期CRC患者的心理健康部分在年龄(F=4.647,P=0.010)、婚姻情况(F=3.380,P=0.019)、教育程度(F=9.535,P<0.001)、家庭月收入(F=11.731,P<0.001)和医保类型(t=3.040,P=0.026)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3)晚期CRC家庭照顾者一般社会人口学及临床资料对创伤后成长、心理弹性和生活质量的影响1)晚期结直肠家庭照顾者的心理弹性在性别(t=-0.618,P=0.004)和教育程度(F=4.734,P=0.003)之间存在统计学差异。2)晚期结直肠家庭照顾者的创伤后成长在年龄度(F=4.024,P=0.019)、婚姻状况(t=4.194,P=0.003)、教育程度(F=4.783,P=0.003)和是否与患者居住(t=0.1

关键词：晚期结直肠癌创伤后成长心理弹性生活质量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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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应对在中青年脑卒中患者与配偶家庭复原力的作用及患者自我报告结局研究

二元应对在中青年脑卒中患者与配偶家庭复原力的作用及患者自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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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会娟新乡医学院

学位级别：硕士

背景随着脑卒中发病呈年轻化发展,中青年脑卒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根据以往的研究发现,经历卒中事件后,患者与家庭成员的角色功能与日常活动受损,影响家庭系统平衡。其中部分家庭会积极从逆境中汲取力量,在家庭风险与优势... 详细信息

背景随着脑卒中发病呈年轻化发展,中青年脑卒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根据以往的研究发现,经历卒中事件后,患者与家庭成员的角色功能与日常活动受损,影响家庭系统平衡。其中部分家庭会积极从逆境中汲取力量,在家庭风险与优势资源相互博弈的过程中,促进家庭恢复与适应。然而目前患者家庭风险因素与家庭复原力之间具体作用机制尚不清楚,且家庭复原力对患者健康的影响尚不明确,这将不利于患者家庭适应与健康促进。目的探索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及配偶家庭复原力的潜在影响因素;厘清二元应对在家庭风险因素与家庭复原力的具体作用机制,验证理论模型在该人群与变量中的适用性;揭示家庭复原力对患者自我报告结局的积极作用,建构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自我报告结局的提升路径。方法本研究采用循证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收集建库至2021年12月20日关于脑卒中患者家庭复原力影响因素的文献,根据纳入与排除标准进行文献筛选,由2名研究者独立进行纳入文献的数据提取和质量评价,采用Rev Man 5.3与STATA15.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确定卒中患者家庭风险因素。其次选择便利抽样法,从河南郑州、新乡、安阳、漯河4家三甲医院纳入243对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及配偶,采用SPSS 25.0与AMOS 24.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主要统计分析方法包括单因素分析、构建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与多重线性分层回归等。结果(1)Meta分析结果显示脑卒中患者家庭风险因素是患者及照护者消极应激反应与患者疾病状态。(2)中青年脑卒中患者与配偶家庭复原力现状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家庭复原力平均得分为(3.67±0.39)分,其中48.15%低于平均水平;患者配偶家庭复原力平均得分为(3.70±0.36),其中39.92%低于平均水平。配偶照顾者的家庭复原力总分、情感分享高于患者得分(P<0.05)。(3)中青年脑卒中患者与配偶家庭复原力得分在一般资料间的比较患者家庭复原力得分在脑卒中类型、是否首发脑卒中、目前现存功能障碍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配偶家庭复原力得分在患者脑卒中类型、是否首发脑卒中、目前现存功能障碍以及自身文化程度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和配偶焦虑、抑郁、患者日常活动能力、二元应对与家庭复原力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家庭复原力与患者日常活动能力、二元应对、配偶二元应对成正相关(P<0.01),与患者焦虑、抑郁、配偶抑郁成负相关(P<0.01);配偶家庭复原力与患者活动能力、二元应对、配偶二元应对成正相关(P<0.01),与患者焦虑、抑郁、配偶抑郁成负相关(P<0.01)。(5)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及配偶焦虑、抑郁、患者自理能力对家庭复原力作用的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结果显示,患者及配偶的抑郁对其家庭复原力存在主体效应(β=-0.897,P<0.001;β=-0.897,P<0.001),而与对方家庭复原力的客体效应不显著(β=-0.161,P=0.263;β=-0.161,P=0.263)。患者焦虑对其家庭复原力的主体效应具有统计学意义(β=-0.695,P=0.002),而与配偶家庭复原力的客体效应不显著(β=-0.308,P=0.149)。患者自理能力对患者与配偶家庭复原力的主体效应与客体效应均显著(β=0.259,P<0.001;β=0.256,P<0.001)。中介分析显示,在患者与配偶抑郁与其自身家庭复原力的关系中,自身的二元应对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β=-0.210,P<0.001,95%CI=-0.347～-0.100;β=-0.210,P<0.001,95%CI=-0.347～-0.100),而与对方的家庭复原力关系中,自身二元应对起到完全中介作用(β=-0.085,P=0.002,95%CI=-0.187～-0.025;β=-0.085,P=0.002,95%CI=-0.187～-0.025)。在患者焦虑与家庭复原力的主体效应中自身的二元应对水平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β=-0.458,P<0.001,95%CI=-0.845～-0.193),客体效应关系中,自身二元应对起到完全中介作用(β=-0.250,P=0.001,95%CI=-0.567～-0.075)。在患者自理能力与家庭复原力的主体效应中自身的二元应对水平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β=-0.458,P=0.002,95%CI=0.024～0.140),客体效应中自身二元应对起到部分中介作用(β=0.033,P=0.013,95%CI=0.005～0.081)。(6)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自我报告结局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分层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目前现存功能障碍、配偶身患慢性疾病与职业状态、患者及配偶家庭复原力中的家庭信念是中青年脑卒中患者自我报告结局的影响因素(P<0.05),患者与配偶家庭复原力分别可以

关键词：脑卒中家庭复原力二元应对患者自我报告结局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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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血液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与癌症复发恐惧的关系研究

恶性血液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与癌症复发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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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秋会天津医科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目的:了解恶性血液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及配偶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二元应对与亲密关系的现状;分析患者及配偶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在系统相互作用模型理论指导下,建立患者和配偶癌症复发恐惧的二元交互模型,探讨二元应对如... 详细信息

目的: 了解恶性血液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及配偶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二元应对与亲密关系的现状;分析患者及配偶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在系统相互作用模型理论指导下,建立患者和配偶癌症复发恐惧的二元交互模型,探讨二元应对如何通过亲密关系作用于癌症复发恐惧,并从多个角度揭示患者及配偶间的相互影响的路径关系,寻找促进心理适应结局的途径。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的方法,选取天津市某三级甲等医院2021年5～12月住院及复查的恶性血液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249对患者及配偶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问卷、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中文版二元应对量表、LockeWallace婚姻调适量表进行调查。运用SPSS24.0、AMOS24.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恶性血液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亲密关系及癌症复发恐惧的相关性;采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患者及配偶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因素;采用路径分析验证恶性血液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及配偶二元应对与癌症复发恐惧的主客体效应,及亲密关系在二元应对与癌症复发恐惧的主客体互倚中介效应。结果: 1.249例恶性血液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二元应对、亲密关系、癌症复发恐惧得分分别为122.98±14.96分、114.22±17.53分、31.53±8.58分;配偶二元应对、亲密关系、癌症复发恐惧得分分别为120.55±12.46分、110.13±15.66分、34.06±7.31分。患者二元应对总分、亲密关系得分高于配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0);患者消极二元应对、癌症复发恐惧得分低于配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0)。 2.单因素结果分析显示,恶性血液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在患者年龄、家庭人均月收入、医疗保险方式、有无子女、目前工作状态、医疗负担、移植前疾病缓解状态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0);配偶的癌症复发恐惧在家庭人均月收入、有无子女、医疗负担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0)。 ***相关分析显示,恶性血液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及配偶癌症复发恐惧分别与自身的二元应对总分、积极二元应对、亲密关系成负相关(P<0.001),与自身的消极二元应对呈正相关(P<0.001);恶性血液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的二元应对、亲密关系、癌症复发恐惧分别与配偶的二元应对、亲密关系、癌症复发恐惧呈正相关(P<0.001)。 4.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恶性血液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的亲密关系、消极二元应对、医疗负担、积极二元应对、移植前疾病缓解状态可进入回归方程,共同解释患者癌症复发恐惧总变异量的51.1%;配偶的亲密关系、配偶的消极二元应对、配偶的医疗负担、配偶的积极二元应对可进入回归方程,共同解释配偶癌症复发恐惧总变异量的65.6%。 5.主客体效应:恶性血液病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患者积极二元应对与自身及对方的癌症复发恐惧存在主客体效应(P<0.001);配偶的积极二元应对与自身及对方的癌症复发恐惧不存在主客体效应(P>0.050)。患者及配偶的消极二元应对对自身及对方的癌症复发恐惧均存在主客体效应(P<0.001)。 6.主客体互倚中介效应 6.1患者的主体中介效应方面:患者的积极二元应对通过自身的亲密关系作用于自身的癌症复发恐惧,中介效应值为(b=﹣0.156,95%CI=-0.116～-0.091);也可以通过配偶的亲密关系作用于自身的癌症复发恐惧,中介效应值为(b=﹣0.085,95%CI=-0.066～-0.038);患者的消极二元应对通过自身的亲密关系作用于自身的癌症复发恐惧,中介效应值为(b=0.124,95%CI=0.084～0.327);也可以通过配偶的亲密关系作用于自身的癌症复发恐惧,中介效应值为(b=0.025,95%CI=0.003～0.113)。 6.2患者的客体中介效应方面:配偶的消极二元应对通过自身的亲密关系作用于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中介效应值为(b=0.055,95%CI=0.015～0.245);也可通过患者的亲密关系作用于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中介效应值为(b=0.060,95%CI=0.025～0.026)。 6.3配偶的主体中介效应方面:配偶的消极二元应对通过自身的亲密关系作用于自身的癌症复发恐惧,中介效应值为(b=0.213,95%CI=0.201～0.529)。 6.4配偶的客体中介效应方面:患者的积极二元应对通过配偶的亲密关系作用于配偶的癌症复发恐惧,中介效应值为(b=﹣0.274,95%CI=-0.140～-0.188);患者的消极二元应对通过配偶的亲密关系作用于配偶的癌症复发恐惧,中介效应值为(b=0.096,95%CI=0.035～

关键词：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配偶二元应对亲密关系癌症复发恐惧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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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癌症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和生活质量的关系：亲密关系的中介作用

妇科癌症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和生活质量的关系：亲密关系的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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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慧慧中国医科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目的:调查妇科癌症患者及其配偶的二元应对、亲密关系和生活质量现状,分析妇科癌症患者及其配偶以上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构建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探讨亲密关系在妇科癌症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和生活质量中的中介效应,为制定和实施二元... 详细信息

目的:调查妇科癌症患者及其配偶的二元应对、亲密关系和生活质量现状,分析妇科癌症患者及其配偶以上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构建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探讨亲密关系在妇科癌症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和生活质量中的中介效应,为制定和实施二元应对护理干预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0年10月至2021年8月选取在沈阳市某三甲医院住院治疗的320对妇科癌症患者及其配偶作为研究对象。发放自填式调查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09对,有效回收率为96.56%。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二元应对量表、Lock-Wallace婚姻调适量表、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评价妇科癌症患者及其配偶一般资料、二元应对水平、亲密关系水平和生活质量。数据分析采用SPSS25.0软件,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t检验比较不同人口统计学资料的患者和配偶各变量的差异,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各变量间的相关性;使用Amos26.0软件构建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并验证亲密关系在妇科癌症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和生活质量中的主客体中介效应。结果:1.妇科癌症患者和配偶二元应对总分分别为(97.88±11.41)和(97.84±11.4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妇科癌症患者和配偶亲密关系得分分别为(90.92±19.72)和(90.68±19.3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妇科癌症患者生活质量四个领域得分分别为(41.94±14.12)、(49.86±11.94)、(50.59±13.37)、(47.80±9.93),配偶生活质量四个领域得分分别为(66.89±10.35)、(65.18±9.32)、(48.11±16.31)、(50.13±11.71),患者和配偶生活质量四个领域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4.妇科癌症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总分、亲密关系、生活质量四个领域之间两两相关(P(27)0.01);5.亲密关系在妇科癌症患者及其配偶的积极二元应对和生活质量间的主体中介效应均成立(b=0.179,95%CI=0.073～0.316和b=0.126,95%CI=0.055～0.221),客体中介效应仅配偶积极二元应对通过患者亲密关系影响患者生活质量这一路径成立(b=0.125,95%CI=0.042～0.244);6.亲密关系在妇科癌症患者及其配偶的消极二元应对和生活质量间的主体中介效应均成立(b=-0.269,95%CI=-0.370～-0.174和b=-0.234,95%CI=-0.330～-0.155),客体中介效应患者消极二元应对经由双方亲密关系影响配偶生活质量和配偶消极二元应对经由双方亲密关系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路径均成立(b=-0.227,95%CI=-0.323～-0.135和b=-0.230,95%CI=-0.340～-0.136)。结论:1.妇科癌症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亲密关系及生活质量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2.除了患者消极二元应对与配偶生理健康、心理健康没有显著相关和患者社会关系与配偶消极二元应对没有显著相关,妇科癌症患者和配偶二元应对总分及各维度、亲密关系和生活质量四个领域之间两两相关;3.亲密关系在妇科癌症患者及其配偶自身积极二元应对与生活质量中的主体中介效应均成立,客体中介效应仅亲密关系在配偶积极二元应对与患者生活质量中成立;4.亲密关系在妇科癌症患者及其配偶的消极二元应对和生活质量间的主体、客体中介效应均成立。

关键词：妇科癌症患者配偶二元应对亲密关系生活质量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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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疾病感知、正念与癌症复发恐惧的关系：家庭回避癌症沟通的中介作用

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疾病感知、正念与癌症复发恐惧的关系：家庭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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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云雪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目的:了解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癌症复发恐惧(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FCR)状况及相关因素,同时基于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从二元视角探讨患者及配偶的疾病感知、正念对FCR的主客体效应以及家庭回避癌症沟通的中介作用,为改善该群体FCR提供... 详细信息

目的:了解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癌症复发恐惧(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FCR)状况及相关因素,同时基于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从二元视角探讨患者及配偶的疾病感知、正念对FCR的主客体效应以及家庭回避癌症沟通的中介作用,为改善该群体FCR提供实证支持。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1年6月～11月,在山东省某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招募227对乳腺癌患者及配偶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疾病感知问卷简化版、五条目正念注意觉知量表、家庭回避癌症沟通量表和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对患者和配偶的FCR及相关因素进行调查。采用SPSS 25.0和AMOS 24.0进行数据分析,主要统计方法包括单因素分析、线性回归分析以及主客体互倚中介分析。结果:1.乳腺癌患者FCR得分为(32.83±9.75),达到临床意义水平者(得分≥34分)占46.7%;配偶FCR得分为(35.00±8.90),达到临床意义水平者占59.0%;配偶FCR水平显著高于患者(t=-3.142,P=0.002)。2.相关分析表明,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的FCR均与自身疾病感知、家庭回避癌症沟通呈正相关(r=0.373～0.519,均P<0.001),与自身正念呈负相关(r=-0.377和-0.326,均P<0.001)。同时,患者及配偶的FCR均与对方疾病感知、家庭回避癌症沟通呈正相关(r=0.169～0.270,均P<0.05),与对方正念呈负相关(r=-0.261和-0.172,均P<0.01)。此外,患者的FCR、疾病感知、正念、家庭回避癌症沟通分别与配偶的对应变量互为正相关(r=0.253～0.459,均P<0.001)。3.线性回归分析显示,乳腺癌患者的疾病感知、正念和家庭回避癌症沟通对其自身FCR有预测作用(β=0.403,-0.227,0.227;均P<0.001);配偶的疾病感知、正念和家庭回避癌症沟通对其自身FCR有预测作用(β=0.392,-0.184,0.236;均P<0.01)。4.主客体互倚中介分析表明,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疾病感知对FCR的主体效应均显著(β=0.435,P<0.001;β=0.428,P<0.001),但是对FCR的客体效应均不显著(β=0.004,P=0.939;β=0.003,P=0.939),双方的疾病感知均可通过自身的家庭回避癌症沟通从而作用于自身(β=0.051,P<0.001,95%CI=0.024～0.082;β=0.050,P<0.001,95%CI=0.024～0.082)及对方(β=0.022,P=0.040,95%CI=0.001～0.046;β=0.019,P=0.040,95%CI=0.001～0.040)的 FCR;乳腺癌患者及配偶正念对 FCR的主体效应(β=-0.231,P<0.001;β=-0.263,P<0.001)和客体效应(β=-0.101,P=0.031;β=-0.105,P=0.031)均显著,双方的正念均可通过自身的家庭回避癌症沟通从而作用于自身(β=-0.056,P<0.001,95%CI=-0.090～-0.028;β=-0.063,P<0.001,95%CI=-0.103～-0.032)及对方(β=-0.020,P=0.048,95%CI=-0.044～-0.0002;β=-0.021,P=0.048,95%CI=-0.044～-0.0003)的 FCR。结论:1.乳腺癌患者及配偶普遍存在FCR,值得关注。2.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的疾病感知、正念和家庭回避癌症沟通均是其自身FCR的独立预测因素。此外,患者及配偶的正念也是对方FCR的预测因素。3.乳腺癌患者及配偶的疾病感知和正念均可通过家庭回避癌症沟通的中介作用对FCR产生主体和客体效应,这为从二元水平改善患者和配偶的FCR提供了实证支持。

关键词：乳腺癌癌症复发恐惧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疾病感知正念家庭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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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患者及配偶正念与癌症复发恐惧的关系：家庭回避癌症沟通的中介作用

乳腺癌患者及配偶正念与癌症复发恐惧的关系：家庭回避癌症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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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

作者：赵香玉张云雪覃瑞高怡明厉萍山东大学护理与康复学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护理部

背景:乳腺癌是女性中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尽管随着癌症筛查的普及和诊疗技术的进步,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率有所提高,但由于癌症本身的难以治愈性和复发的不确定性,复发恐惧成为患者及其家庭普遍存在的问题。互倚理论指出,亲密关系中的二元个... 详细信息

背景:乳腺癌是女性中最常见的癌症之一,尽管随着癌症筛查的普及和诊疗技术的进步,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率有所提高,但由于癌症本身的难以治愈性和复发的不确定性,复发恐惧成为患者及其家庭普遍存在的问题。互倚理论指出,亲密关系中的二元个体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并且个体的认知、情感或行为等易在两者间转移,也会影响对方的健康结局。基于此,本研究旨在从二元视角探讨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的正念与癌症复发恐惧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家庭回避癌症沟通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为减轻该群体癌症复发恐惧提供实证支持。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于2021年6月～11月,在山东省某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招募249对乳腺癌患者及配偶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家庭回避癌症沟通量表和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进行调查。结果:(1)乳腺癌患者及配偶正念对癌症复发恐惧的主体效应均显著(β=-0.044,P=0.019,95%CI=-0.125～-0.007;β=-0.046,P=0.007,95%CI=-0.130～-0.009),双方的正念均可通过自身的家庭回避癌症沟通从而作用于自身的癌症复发恐惧;(2)配偶正念对癌症复发恐惧的客体效应显著(β=-0.031,P=0.019,95%CI=-0.098～-0.002),即配偶的正念可通过自身的家庭回避癌症沟通作用于乳腺癌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结论: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的正念水平对于缓解癌症复发恐惧具有重要作用,并且家庭回避癌症沟通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未来的临床干预应侧重于培养正念技能,同时促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以促进患者及配偶的身心健康。

关键词：乳腺癌正念癌症复发恐惧家庭回避癌症沟通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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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对生活质量影响的机制研究

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对生活质量影响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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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慧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目的:调查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的生活质量现状,探讨患者及其照顾者的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对生活质量的主客体效应以及疾病接受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为改善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的生活质量提供实证研究支持。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 详细信息

目的:调查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的生活质量现状,探讨患者及其照顾者的心理弹性、社会支持对生活质量的主客体效应以及疾病接受度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为改善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的生活质量提供实证研究支持。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于2019年6月至2020年2月,在山东省三家三级甲等医院放化疗科选取304对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作为研究对象。资料收集采用心理弹性量表简化版(CD-RISC 10)、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疾病接受度量表(AIS)、8条目简明生活质量问卷(SF-8)以及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表。采用SPSS 26.0和Amos 2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录入、整理和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单因素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分层线性回归分析以及主客体互倚中介分析。结果:1.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生活质量的现状晚期肺癌患者生活质量中的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得分分别为53.16±23.13和57.24±22.99;晚期肺癌照顾者生活质量中的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得分分别为73.51±18.96和69.63 ± 19.66;晚期肺癌患者的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得分显著低于照顾者的躯体和心理健康得分(t=-12.592,P<0.001;t=-7.942,P<0.001)。2.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一般人口学及疾病特征资料对生活质量的影响(1)晚期肺癌患者的躯体健康在患者经济状况(F=4.896,P=0.008)、当前接受化疗(t=-3.515,P=0.001)、当前接受放疗(t=2.577,P=0.010)、当前接受支持治疗(t=2.183,P=0.030)、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功能状态评分(F=16.906,P<0.001)上存在显著差异;晚期肺癌患者的心理健康在患者经济状况(F=5.521,P=0.004)、Tumour-Node-Metastasis stage(TNM)分期(t=2.234,P=0.026)、当前接受化疗(t=-3.200,P=0.002)、ECOG 功能状态评分(F=12.005,P<0.001)上存在显著差异。(2)晚期肺癌照顾者的躯体健康在年龄(F=5.631,P=0.004)、婚姻状况(t=2.276,P=0.024)、文化程度(F=4.233,P=0.002)、职业状况(F=9.446,P<0.001)、经济状况(F=9.404,P<0.001)、与患者的关系(F=5.036,P<0.001)、是否与患者共同居住(t=-3.377,P=0.001)、每天照顾时长(F=4.968,P=0.008)、有无替代照顾者(t=-3.572,P<0.001)、照顾者身体状况(F=30.978,P<0.001)上存在显著差异;晚期肺癌照顾者的心理健康在职业状况(F=3.355,P=0.036)、经济状况(F=8.980,P<0.001)、与患者的关系(F=2.790,P=0.018)、是否与患者共同居住(t=-2.923,P=0.004)、有无替代照顾者(t=-2.622,P=0.010)、照顾者身体状况(F=12.287,P<0.001)上存在显著差异。3.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分层线性回归分析(1)晚期肺癌患者的ECOG评分、疾病接受度是患者躯体健康的影响因素;患者的TNM分期、ECOG评分、心理弹性、疾病接受度是患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2)晚期肺癌照顾者的身体状况是照顾者躯体健康的影响因素;照顾者的身体状况、心理弹性、疾病接受度是照顾者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4.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心理弹性对生活质量影响的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1)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的心理弹性对生活质量中的心理健康的主体效应均显著,但是对躯体健康的主体效应均不显著;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的心理弹性对躯体和心理健康的客体效应均不显著。(2)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的心理弹性均可通过提高其自身的疾病接受度,从而改善自身的躯体和心理健康。(3)晚期肺癌照顾者的心理弹性会提高患者的疾病接受度,进而改善患者的躯体和心理健康。5.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的社会支持对生活质量影响的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1)晚期肺癌患者的社会支持对生活质量中的心理健康的主体效应显著,但是照顾者的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主体效应不显著;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的社会支持对自身躯体健康的主体效应均不显著;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的社会支持对躯体和心理健康的客体效应均不显著。(2)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的社会支持均可通过提高其自身的疾病接受度,从而改善其自身的躯体和心理健康。(3)晚期肺癌照顾者的社会支持会提高患者的疾病接受度,进而改善患者的躯体和心理健康。结论:1.晚期肺癌患者及其照顾者的整体生活质量较

关键词：肺癌生活质量主客体互倚中介模型心理弹性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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