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护理学报 2023年第13期30卷 1-5页

作者：张咪吴艳妮黄秀娥杨晶王润杨玲莉赵慧慧周春兰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广东广州510515 南方医科大学护理学院广东广州510515 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广东深圳518100

目的探讨失能老人和配偶照顾者的健康素养、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0年12月—2022年6月对我国7个省(自治区)的1086对失能老人与配偶照顾者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包括日常生活功能指数量表、慢性病病人健康... 详细信息

目的探讨失能老人和配偶照顾者的健康素养、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的关系。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0年12月—2022年6月对我国7个省(自治区)的1086对失能老人与配偶照顾者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工具包括日常生活功能指数量表、慢性病病人健康素养量表、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中文版生活质量量表,通过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失能老人和配偶照顾者的健康素养、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的路径关系。结果失能老人和配偶照顾者的健康素养、自我效能与生活质量的中位数分别为79.00、20.00、378.33,85.00、20.00、548.11。模型结果显示,双方的健康素养与自我效能均能够正向预测自身的生活质量,即主体效应显著(β=0.389,β=0.267,β=0.340,β=0.222;均P<0.05);客体效应,失能老人的健康素养正向预测配偶照顾者的生活质量(β=0.138,P<0.001),配偶照顾者的健康素养对失能老人的生活质量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50,P=0.078);双方的自我效能对对方生活质量的预测作用不显著(β=0.034,P=0.259;β=0.032,P=0.276)。结论失能老人和配偶照顾者的生活质量受自身健康素养和自我效能的影响,失能老人的健康素养与配偶照顾者的生活质量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提示我们应将失能老人和配偶照顾者视为一个整体,进行“捆绑式”健康赋能以提升他们的健康素养和自我效能水平,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失能老人配偶照顾者健康素养自我效能生活质量主客体互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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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癌患者及其配偶疾病沟通对夫妻二元应对的交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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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杂志 2023年第3期38卷 90-94页

作者：潘佳陈贝贝韩萍张瑜林瑞胡婷婷别良玉郑州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河南省肿瘤医院消化内科河南郑州450008

目的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考察胃癌患者及其配偶的疾病沟通对双方二元应对的影响。方法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夫妻癌症相关沟通问题量表、中文版二元应对问卷对264对胃癌患者夫妇进行调查,建立疾病沟通与双方二元应对关系的主客体互倚模... 详细信息

目的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考察胃癌患者及其配偶的疾病沟通对双方二元应对的影响。方法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夫妻癌症相关沟通问题量表、中文版二元应对问卷对264对胃癌患者夫妇进行调查,建立疾病沟通与双方二元应对关系的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胃癌患者及配偶的疾病沟通得分分别为16(9,25)分及21(8,23)分,二元应对得分分别为129(113,138)分及124(99,137)分。患者的疾病沟通的治疗特定问题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其配偶(P<0.05),二元应对的压力沟通和授权应对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其配偶(均P<0.05);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显示,两者的疾病沟通可正向影响自身及对方的二元应对(均P<0.05)。结论胃癌患者及配偶的二元应对受到双方疾病沟通的共同影响,提示医护人员应重视胃癌患者夫妇疾病沟通的评估,积极探索以疾病沟通为焦点的夫妻干预方案。

关键词：胃癌配偶疾病沟通二元应对夫妻应对压力沟通授权应对主客体互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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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孕症女性与配偶生育压力、感知伴侣回应及家庭复原力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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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学杂志 2024年第13期39卷 1-5页

作者：刘媛媛邓云刘兰香沈静张黎王小红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〇四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江苏无锡214000

目的分析女性不孕症患者及其配偶双方的生育压力、感知伴侣回应、家庭复原力的关系和互相作用机制,为临床干预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不孕症的女性患者及其配偶各213例,通过生育压力评估量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家庭复原... 详细信息

目的分析女性不孕症患者及其配偶双方的生育压力、感知伴侣回应、家庭复原力的关系和互相作用机制,为临床干预提供参考。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不孕症的女性患者及其配偶各213例,通过生育压力评估量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家庭复原力量表进行调查,通过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配偶双方生育压力、感知伴侣回应、家庭复原力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结果女性不孕症患者生育压力评分显著高于配偶,感知伴侣回应、家庭复原力显著低于配偶(均P<0.05)。主客体互倚模型显示,在主体效应中,患者和配偶生育压力对自身家庭复原力均有负向预测价值,患者和配偶感知伴侣回应对自身家庭复原力有正向预测价值(均P<0.05)。客体效应中,患者和配偶生育压力对对方家庭复原力有负向预测价值,配偶感知伴侣回应对患者家庭复原力有正向预测价值(均P<0.05)。中介效应显示,患者与配偶的感知伴侣回应在双方生育压力与家庭复原力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女性不孕症患者及其配偶的家庭复原力与自身及对方的生育压力、感知伴侣回应密切相关,应从夫妻整体出发制定应对措施以提高家庭复原力。

关键词：不孕症配偶生育压力感知伴侣回应家庭复原力主客体互倚模型中介效应心理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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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和照顾者心理韧性与积极应对的关系及二元应对干预的应用

中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和照顾者心理韧性与积极应对的关系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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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玉霖山西医科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目的:1.建立中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患者及其照顾者心理韧性与积极应对的“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患者与照顾者间心理韧性与积极应对的交互效应,为今后护理领域在心理与应对行为方面积极开展“以患者—照... 详细信息

目的:1.建立中老年维持性血液透析(maintenance hemodialysis,MHD)患者及其照顾者心理韧性与积极应对的“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患者与照顾者间心理韧性与积极应对的交互效应,为今后护理领域在心理与应对行为方面积极开展“以患者—照顾者为中心”的二元干预研究提供一定理论基础。2.以二元疾病管理理论为指导构建干预方案,对中老年MHD患者及其照顾者进行二元应对干预,探讨该干预方案对患者及照顾者的心理韧性、积极应对方式和患者透析充分性的应用效果。方法:本研究共包含横断面研究和类实验性研究两部分。1.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山西省某2所三级甲等医院门诊MHD患者及其照顾者246对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心理韧性量表(CD-RISC)和简易应对方式分量表(SCSQ)进行调查。通过SPSS21.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单因素差异性分析和Pearson相关性分析;通过Amos24.0软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主客体互倚模型。2.类实验性研究:选取山西省某所三级甲等医院门诊中老年MHD患者及照顾者96对,根据患者透析时间段分为对照组(n=48对)、试验组(n=48对)。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包括血液透析治疗及透析用药的实施、透析过程中的监测和护理、血管通路的维护、透析相关知识的健康宣教等。试验组实施基于二元疾病管理理论的二元应对干预。使用心理韧性量表(CD-RISC)和简易应对方式分量表(SCSQ)、透析间期体重增长率(IDWG%)在干预前后进行资料收集,评估二元应对干预对中老年MHD患者及照顾者的心理韧性和积极应对及患者透析充分性的干预效果。结果:1.横断面研究结果:(1)中老年MHD患者和照顾者心理韧性和积极应对的现状:中老年MHD患者和照顾者心理韧性总分分别为(58.20±13.34)分和(62.55±11.01)分;积极应对总分分别为(22.30±6.03)分和(23.39±4.94)分。(2)中老年MHD患者和照顾者心理韧性和积极应对的差异性比较:中老年MHD患者心理韧性和积极应对得分均显著低于照顾者(t=-4.421,P<0.001;t=-2.569,P<0.05)。(3)中老年MHD患者和照顾者心理韧性和积极应对的相关性:心理韧性与积极应对在中老年MHD患者和照顾者间呈正相关关系(r=0.284～0.425,P<0.001)。(4)中老年MHD患者和照顾者心理韧性和积极应对的主客体效应分析:主体效应方面,中老年MHD患者和照顾者心理韧性水平均可影响自身的积极应对(β=0.292,β=0.243,均P<0.001);客体效应方面,仅患者的心理韧性可影响照顾者的积极应对(β=0.082,P<0.001)。2.类实验性研究结果:(1)干预过程中,试验组3例中途转院脱落,2例中途自愿退出,对照组2例中途转院脱落,1例因病情进展中途退出,最终完成本研究的试验组有43对、对照组有45对。(2)心理韧性:组间比较结果显示,干预前,试验组和对照组中老年MHD患者、照顾者心理韧性各维度评分及总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Z=-0.779～-0.456;Z=-0.682～-0.157,均P>0.05);干预后,试验组中老年MHD患者、照顾者各维度评分及总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水平(Z=-3.441～-2.074;Z=-3.460～-2.335,均P<0.05)。组内比较结果显示,对照组中老年MHD患者、照顾者干预前后心理韧性各维度评分及总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Z=-1.716～-1.309;Z=-1.578～-0.007,均P>0.05),试验组中老年MHD患者、照顾者干预后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均较干预前显著提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5.508～-2.853;Z=-3.140～-1.971,均P<0.05)。(3)积极应对:组间比较结果显示,干预前,两组中老年MHD患者、照顾者积极应对方式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Z=-0.004;Z=-0.188,均P>0.05)。干预后,试验组中老年MHD患者、照顾者积极应对方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水平(Z=-2.875;Z=-3.717,均P<0.01)。组内比较结果显示,对照组中老年MHD患者积极应对方式评分自身干预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234,P<0.05),照顾者自身干预前后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836,P>0.05);试验组中老年MHD患者、照顾者积极应对方式评分均显著优于自身干预前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Z=-4.273;Z=-4.965,均P<0.01)。(4)透析间期体重增长率:组间比较结果显示,干预前,试验组和对照组中老年MHD患者IDWG%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263,P>0.05)。干预后,试验组中老年MH

关键词：维持性血液透析心理韧性应对方式主客体互倚模型二元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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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衰患者及其家庭照护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主客体效应分析

慢性心衰患者及其家庭照护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主客体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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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柴晓慧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目的·:依据心血管健康的生理-心理-社会整体模型以及主客体互倚模型,探讨慢性心衰患者及其家庭照护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生活质量(包括躯体维度和心理维度)的主客体效应,为从二元水平制订干预策略,改善慢性心衰患者及其家庭... 详细信息

目的·:依据心血管健康的生理-心理-社会整体模型以及主客体互倚模型,探讨慢性心衰患者及其家庭照护者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生活质量(包括躯体维度和心理维度)的主客体效应,为从二元水平制订干预策略,改善慢性心衰患者及其家庭照护者的生活质量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8月,在山东省两所三级甲等医院心内科方便抽取269对住院慢性心衰患者及其家庭照护者作为研究对象。资料收集采用简明生活质量问卷、疲劳量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Herth希望指数量表、自尊量表、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以及自行设计的慢性心衰患者及其家庭照护者的一般资料问卷。数据整理后采用统计软件SPSS 22.0和HLM 6.08进行分析。结果:1.慢性心衰患者生活质量躯体维度和心理维度平均得分分别为50.00±8.16和49.99±9.45;家庭照护者生活质量躯体维度和心理维度平均得分分别为49.99±9.88和50.00±10.04。慢性心衰患者和家庭照护者的生活质量躯体维度和心理维度平均得分均无统计学差异(均P>0.05)。2.慢性心衰患者及其家庭照护者一般资料特征与生活质量的关系(1)慢性心衰患者的年龄与生活质量躯体维度呈负相关,不工作、心功能分级较高、病程≥6个月、心衰住院次数≥3次的患者的生活质量躯体维度得分较低;慢性心衰患者的体质指数与生活质量心理维度呈正相关,心功能Ⅳ级、病程≥6个月、心衰住院次数≥3次的患者的生活质量心理维度得分较低。(2)家庭照护者的年龄、体质指数与生活质量躯体维度呈负相关,女性、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退休/自由职业/其他、人均月收入<1000元、与患者是配偶关系、总照顾时间≥6个月的家庭照护者的生活质量躯体维度得分较低;小学及以下教育水平的家庭照护者的生活质量心理维度得分较低。3.慢性心衰患者及其家庭照护者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与生活质量的关系(1)慢性心衰患者生活质量躯体维度和心理维度得分与家庭照护者生活质量躯体维度和心理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r=0.133,P<0.05;r=0.160,P<0.01)。慢性心衰患者希望得分、自尊得分、家庭关怀度得分与家庭照护者希望得分、自尊得分、家庭关怀度得分均呈正相关(r=0.315,r=0.318,r=0.436,均P<0.01)。(2)62.1%的慢性心衰患者和33.1%的家庭照护者存在疲劳症状,61.7%的慢性心衰患者和29.7%的家庭照护者存在睡眠质量问题。存在疲劳症状、睡眠质量问题的慢性心衰患者及家庭照护者的生活质量躯体维度和心理维度得分均低于无疲劳症状、无睡眠质量问题的患者和照护者(均P<0.01)。(3)慢性心衰患者的希望(r=0.290,P<0.01;r=0.442,P<0.01)、自尊(r=0.178,P<0O.01;r=0.392,P<0.01)、家庭关怀度(r=0.146,P<0.05;r=0.177,P<0.01)得分与患者生活质量躯体维度和心理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家庭照护者的自尊(r=0.184,P<0.01;r=0.351,P<0.01)、家庭关怀度(r=0.179,P<0.01;r=0.197,P<0.01)得分与照护者生活质量躯体维度和心理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家庭照护者的希望(r=0.423,P<0.01)得分与照护者生活质量心理维度得分呈正相关。(4)慢性心衰患者的希望(r=0.167,P<0.01)、自尊(r=0.121,P<0.05)得分与照护者生活质量心理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家庭照护者的希望(r=0.269,P<0.01)、自尊(r=0.200,P<0.01)、家庭关怀度(r=0.121,P<0.05)得分与患者生活质量心理维度得分均呈正相关。4.慢性心衰患者及其家庭照护者生活质量的多元回归分析(1)慢性心衰患者生活质量躯体维度的相关因素为不工作、心功能分级为Ⅱ级、Ⅲ级、Ⅳ级、睡眠质量和希望,共解释慢性心衰患者生活质量躯体维度22.1%的变异;慢性心衰患者生活质量心理维度的相关因素为体质指数、疲劳、希望和自尊,共解释慢性心衰患者生活质量心理维度34.4%的变异。(2)家庭照护者生活质量躯体维度的相关因素为年龄、职业状况为退休/自由职业/其他、体质指数、疲劳和睡眠质量,共解释家庭照护者生活质量躯体维度25.5%的变异;家庭照护者生活质量心理维度的相关因素为疲劳、睡眠质量和希望,共解释家庭照护者生活质量心理维度25.8%的变异。5.慢性心衰患者及其家庭照护者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主客体效应分析(1)慢性心衰患者的疲劳仅对患者自身生活质量躯体维度(B=-6.625,P<0.01)和心理维度(B=-12.288,P<0.01)存在主体效应,家庭照护者的疲劳仅对照护者自身生活质量躯体维度(B=-12.601,P<0.01)和心理维度(B=-

关键词：慢性心力衰竭家庭照护者生活质量主客体互倚模型疲劳睡眠质量希望自尊家庭关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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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背景下孕产妇及丈夫围产期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

二胎背景下孕产妇及丈夫围产期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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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鑫北京协和医学院

学位级别：硕士

背景:围产期孕产妇及丈夫抑郁发病率高,不同地区、人群均存在较大差异。既往我国对二胎夫妻围产期抑郁现状关注较少,对丈夫围产期抑郁的关注更少。既往研究表明,围产期抑郁围绕孕产期持续存在、稳定变化,妊娠晚期、产后为夫妻围产期抑... 详细信息

背景:围产期孕产妇及丈夫抑郁发病率高,不同地区、人群均存在较大差异。既往我国对二胎夫妻围产期抑郁现状关注较少,对丈夫围产期抑郁的关注更少。既往研究表明,围产期抑郁围绕孕产期持续存在、稳定变化,妊娠晚期、产后为夫妻围产期抑郁的高发阶段,但国内对分娩前后抑郁随时间的变化研究较少。此外,在我国全面开放二孩的大背景下,围产期抑郁的影响因素可能与既往有所不同,故而有待进一步发掘。夫妻双方家庭功能与围产期抑郁的关系有待梳理清晰。目的:(1)描述一胎及二胎夫妻围产期抑郁分布现状、变化趋势、相互关联及影响。(2)探究一胎及二胎夫妻围产期抑郁的影响因素。(3)分析一胎及二胎夫妻妊娠晚期家庭功能现状及对围产期抑郁的影响。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19年1月至2020年2月,纳入北京协和医院产科分娩或产检孕妇603人,丈夫289人,其中285对为夫妻。在产后随访共收回妻子问卷466份,丈夫203份,203对全部为夫妻成对资料。共185对夫妻完整参与妊娠晚期及产后的两次资料收集。共采用一般资料问卷、家庭功能评定量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采用SPSS 25.0和Mplus8.0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1)孕妇妊娠晚期共有28.45%的人存在抑郁,一胎及二胎未见统计学差异。产后34.06%产妇存在抑郁,一胎及二胎未见统计学差异。丈夫妊娠晚期有19.06%的人存在抑郁,产后下降到7.58%,一胎及二胎丈夫差异亦不明显。分娩后,一胎产妇抑郁量表评分略有下降,而二胎产妇有所升高。丈夫是否有信任者聊天对产妇的围产期抑郁有持续性影响。分娩后,丈夫抑郁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妻子伴随疾病数量、是否出现分娩并发症、家庭总的功能对丈夫围产期抑郁有持续影响。(2)妻子围产期抑郁为相对稳定的原因变量,妻子产前抑郁会引起丈夫产后抑郁水平的升高。(3)广义线性模型分析显示,一胎及二胎夫妻分娩前后抑郁的影响因素差别较大。妊娠晚期家庭功能对夫妻抑郁影响较大,产后年龄、是否有信任者聊天对妻子抑郁影响较大;经济状况、母乳喂养情况、谁照顾月子对丈夫抑郁影响较大。(4)二胎夫妻的家庭功能较一胎夫妻更差。家庭总的功能,问题解决、沟通等分量表的得分上,妻子为对偶模式,丈夫为主体模式。丈夫对妻子的客体效应显著。而在角色、情感反应、情感介入、行为控制等方面,妻子为主体模式,丈夫为对偶模式。妻子对丈夫的客体效应显著。结论:(1)孕妇妊娠晚期及产后均有较高比例者存在抑郁,分娩前后整体抑郁水平较稳定,产后一胎产妇抑郁得分略有下降,二胎略有升高。丈夫围产期抑郁比例较妻子低,随分娩结束抑郁得分下降较显著。一胎及二胎夫妻围产期抑郁状况未见明显差异。(2)妻子产前抑郁会引起丈夫产后抑郁水平的升高。提示可能存在妻子抑郁对丈夫的感染。(3)一胎及二胎夫妻围产期抑郁影响因素差异较大,相关心理干预须有针对性。二胎夫妻家庭功能更差,夫妻双方家庭功能不同维度对围产期抑郁影响较大。

关键词：围产期抑郁影响因素家庭功能主客体互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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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与恐惧疾病进展的交互影响研究

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与恐惧疾病进展的交互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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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松洪湖北医药学院

学位级别：硕士

背景: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妇科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及病死率逐年上升。妇科恶性肿瘤的诊断和治疗对家庭而言是重要的负性应激事件,共同涉及夫妻双方,导致患者及其配偶出现恐惧疾病进展在内的多... 详细信息

背景: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剧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妇科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及病死率逐年上升。妇科恶性肿瘤的诊断和治疗对家庭而言是重要的负性应激事件,共同涉及夫妻双方,导致患者及其配偶出现恐惧疾病进展在内的多种负性情绪,对患者及其配偶身心健康构成严重威胁。随着压力与应对理论的发展,妇科恶性肿瘤被视为夫妻共同压力源,需患者和配偶共同应对疾病压力,即二元应对。研究报告指出,积极二元应对行为与夫妻双方更好的生理心理及更好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消极二元应对则与之相反。然而目前针对妇科恶性肿瘤夫妻二元应对对自身及对方恐惧疾病进展的交互影响尚不清楚,因此探明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与恐惧疾病进展具体作用路径,对减轻夫妻双方恐惧疾病进展水平,促进双方身心健康,改善生活质量等具有重要意义。目的:了解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恐惧疾病进展之间的现状及差异,分析患者和配偶二元应对与恐惧疾病进展的相关性,构建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与恐惧疾病进展的主客体互倚模型,以揭示患者和配偶二元应对对自身及对方恐惧疾病进展的影响路径。方法:于2022年10月至2023年8月采用便利抽样选取湖北省2所三甲医院妇科和肿瘤科治疗的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和配偶为研究对象。采用研究者自行编制的一般资料问卷,二元应对量表(DCI),恐惧疾病进展量表(FOP-Q-SF、FOP-Q-SF/Q)作为调查工具进行横断面调查,共有效回收问卷440份(220对)。使用Epidate3.1进行整体数据录入;采用SPSS23.0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包括描述性分析、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及Person相关性分析;运用Mplus7.4构建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和配偶二元应对与恐惧疾病进展的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 1.妇科恶性肿瘤患者二元应对得分为(112.59±13.63)分,其中压力沟通得分为(12.50±2.40)分、支持二元应对得分(15.54±2.94)分、授权二元应对得分(6.25±1.52)分、共同二元应对(14.86±2.76)分、消极二元应对得分(8.40±2.28)分。配偶二元应对得分为(111.92±14.66)分,其中压力沟通得分为(11.84±2.36)分、支持二元应对得分(15.24±2.89)分、授权二元应对得分(7.13±1.44)分、共同二元应对(15.03±2.99)分、消极二元应对得分(9.56±2.58)分。经配对t检验结果显示,患者和配偶二元应对、支持二元应对、共同二元应对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850、1.255、-0.787,P>0.05),配偶压力沟通维度得分低于患者(t=2.054,P<0.05),配偶授权二元应对维度得分和消极二元应对维度得分高于患者(t=-7.534、t=-5.672,P<0.001)。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及其配偶因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疾病分期以及配偶年龄等因素存在二元应对水平差异。 2.妇科恶性肿瘤患者恐惧疾病进展得分为(35.74±5.81)分,其中生理健康维度得分为(18.33±3.19)分,社会家庭维度得分为(17.40±3.36)分,达到临床意义界定水平占65%(143例);配偶恐惧疾病进展得分为(37.22±6.29)分,其中家庭健康维度得分为(25.28±4.48)分,社会功能维度得分为(11.94±2.47)分,达到临床意义界定水平占72.7%(160例),经配对t检验结果显示,患者恐惧疾病进展得分低于配偶(t=-3.751,P<0.001)。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及其配偶因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疾病分期、患者病程以及配偶宗教信仰等因素存在恐惧疾病进展水平差异。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和配偶二元应对各维度呈正相关(r=0.175～0.394,P<0.05),患者恐惧疾病进展与配偶恐惧疾病进展呈正相关(r=0.533,P<0.01),患者和配偶压力沟通、支持二元应对、授权二元应对以及共同二元应对与自身及对方恐惧疾病进展呈负相关(r=-0.260～-0.565,P<0.01),患者和配偶消极二元应对与自身及对方恐惧疾病进展呈负相关(r=-0.247～0.471,P<0.01)。 4.主客体互倚模型显示,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和配偶压力沟通、支持二元应对、授权二元应对、共同二元应对均能负向影响自身及对方恐惧疾病进展(P<0.05);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和配偶消极二元应对均能正向影响自身及对方恐惧疾病进展(P<0.05)。结论: 1.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和配偶二元应对均处于中等偏低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2.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和配偶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恐惧疾病进展心理,且配偶恐惧疾病进展水平明显高于患者,值得关注。 3.妇科恶性肿瘤患者和配偶二元应对各维度、恐

关键词：妇科恶性肿瘤二元应对恐惧疾病进展主客体互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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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抗逆力对流动人口焦虑情绪的影响作用

家庭抗逆力对流动人口焦虑情绪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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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婳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目的: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困难与挑战,因而容易产生适应问题,出现焦虑等负面情绪。在面对困境时,家庭作为一个系统单元具有承受压力、自我恢复的能力,而家庭恰好正是举家迁徙的流动人口能够利用的优势资源。因此,本研... 详细信息

目的:流动人口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困难与挑战,因而容易产生适应问题,出现焦虑等负面情绪。在面对困境时,家庭作为一个系统单元具有承受压力、自我恢复的能力,而家庭恰好正是举家迁徙的流动人口能够利用的优势资源。因此,本研究采用家庭系统的视角发掘流动人口抵御困境的优势力量——家庭抗逆力,值得注意的是,家庭抗逆力对焦虑情绪的作用受到个体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体抗逆力是个人内在抗压素质的重要体现。基于此,本研究采用量化研究与访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在探讨流动人口家庭中的父母与儿童这一成对关系的感知家庭抗逆力与焦虑情绪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个体抗逆力在家庭抗逆力与焦虑情绪中的中介作用。方法:研究一选取句容市某中学初一至初三的流动儿童和他们的父母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施测时间为2021年12月底。共回收儿童及父母问卷各850份,在剔除无效问卷后,共得到儿童和父母有效问卷各619份。家庭抗逆力的测量使用的是研究者所在课题组以中国文化和生活逆境为背景编制的家庭抗逆力量表(FRAS-CR),个体抗逆力测量使用Connor,与Davidson(2003)编制的抗逆力量表,焦虑情绪的测量使用Zung(1971)编制的焦虑自评量表(SAS)。研究二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对句容市某中学里13个具有高抗逆力水平的流动人口家庭进行访谈,并使用文本分析对访谈资料进行了整理与分析。结果:研究一结果表明:(1)APIM结果显示,流动儿童的主体效应(β=-0.16,p=0.001)、客体效应(β=-0.18,p<0.001)均显著,父母的主体效应(β=-0.36,p<0.001)显著,客体效应(β=-0.07,p>0.05)不显著;(2)加入中介变量个体抗逆力后的模型(APIMe M)结果显示,流动儿童个体抗逆力在流动儿童的感知家庭抗逆力与自身的焦虑情绪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间接效应为-0.22,95%置信区间[-0.31,-0.14]);父母的个体抗逆力在父母感知家庭抗逆力与自身焦虑情绪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为-0.11,95%置信区间[-0.16,-0.06]);父母的个体抗逆在流动儿童感知家庭抗逆力与父母的焦虑情绪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为-0.08,95%置信区间[-0.15,-0.01]);研究二的访谈研究表明:(1)家庭抗逆力中的家庭凝聚力、家庭沟通质量和家庭信念维度可以对流动儿童及其父母的焦虑情绪产生影响;(2)家庭抗逆力除了可以通过提升个体抗逆力水平影响流动人口的焦虑情绪外,还可以通过提升个体的积极应对缓解流动人口的焦虑情绪。结论:(1)父母的感知家庭抗逆力可以显著影响自身焦虑情绪,不能影响儿童焦虑情绪,而流动儿童感知家庭抗逆力既可以显著影响自身焦虑情绪,也可以显著影响父母的焦虑情绪。这提示我们从家庭系统的角度看待家庭成员心理健康状态间的动态关联;(2)父母和儿童的感知到家庭抗逆力均可以通过影响自身个体抗逆力水平进而间接地对自身焦虑情绪产生影响,表明家庭层面的抗逆力可以促进个体层面的抗逆力发展,从而缓解个体在适应过程中产生的焦虑情绪;(3)儿童感知到的家庭抗逆力可以通过影响父母的个体抗逆力水平进而对父母的焦虑情绪产生影响,显示了儿童与父母的积极互动模式对父母心理健康状态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在中国家庭中儿童的核心与纽带作用;(4)家庭抗逆力中的家庭凝聚力、家庭沟通质量和家庭信念维度可以对流动儿童及其父母的焦虑情绪产生影响,未来研究可考虑分维度探讨家庭抗逆力与流动人口的焦虑情绪的关系。(5)家庭抗逆力除了可以通过提升个体抗逆力水平影响流动人口的焦虑情绪外,还可以通过提升个体的积极应对来缓解流动人口的焦虑情绪。家庭抗逆力与流动人口焦虑情绪之间的中介因素不止一种,这也为后续流动人口焦虑情绪的研究提供了建议。

关键词：流动儿童家庭抗逆力个体抗逆力焦虑主客体互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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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应对与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及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二元应对与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及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引用

作者：柏荣伟苏州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目的:了解2型糖尿病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患者糖尿病自我管理、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分析影响患者和配偶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患者二元应对与疾病自我管理的关系,建立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2型糖尿病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水平对双方主... 详细信息

目的:了解2型糖尿病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患者糖尿病自我管理、夫妻双方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分析影响患者和配偶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患者二元应对与疾病自我管理的关系,建立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2型糖尿病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水平对双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为科学制定护理干预方案提供理论依据,以期提高糖尿病患者和配偶的二元应对和双方的生活满意度。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研究对象选取2019年11月至2020年11月在苏州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和常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住院的247对2型糖尿病患者及其配偶,采用患者一般资料调查表、配偶一般资料调查表、二元应对量表、糖尿病自我管理量表、总体幸福感量表进行调查。运用SPSS 22.0和AMOS 2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秩和检验、多元线性回归、Pearson相关、结构方程模型等进行数据分析。结果:1、2型糖尿病患者及其配偶二元应对得分及相关性患者二元应对总分(126.26±19.22)分,各维度条目均分分别为:压力沟通(3.23±0.59)分、支持二元应对(3.51±0.55)分、代办二元应对(3.57±0.59)分、共同二元应对(3.34±0.73)分、消极二元应对(1.71±0.67)分。配偶二元应对总分(125.44±17.97)分,各维度条目均分分别为:压力沟通(3.21±0.57)分、支持二元应对(3.50±0.54)分、代办二元应对(3.56±0.57)分、共同二元应对(3.37±0.66)分、消极二元应对(1.80±0.61)分。患者和配偶二元应对总分均处于中等水平。配对t检验显示:患者和配偶消极二元应对维度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3.569,P<0.01),双方积极二元应对各维度得分及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0.785～1.274,P>0.05)。患者积极二元应对与配偶积极二元应对各维度及总分均呈正相关(r=0.591～0.852,P<0.01),患者消极二元应对与配偶消极二元应对呈正相关(r=0.807,P<0.01)。2、2型糖尿病患者糖尿病自我管理得分患者自我管理标准化总分为(68.03±10.54)分,处于中等水平,各维度标准化得分分别为:规律锻炼(64.60±15.49)分、饮食控制(67.88±12.96)分、遵医嘱服药(81.97±13.42)分、血糖控制(53.64±14.99)分、足部护理(67.63±12.27)分、预防及处理高低血糖(76.11±11.94)分。3、2型糖尿病患者及其配偶主观幸福感得分及相关性患者主观幸福感总分为(82.39±13.54)分,各维度得分分别为:对健康的担心(7.86±2.59)分、精力(19.39±3.50)分、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7.04±1.63)分、忧郁或愉快的心境(16.19±2.80)分、松弛和紧张(18.77±3.84)分、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13.13±2.24)分。配偶主观幸福感总分为(83.39±12.97)分,各维度得分分别为:对健康的担心(7.89±2.66)分、精力(19.99±3.26)分、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6.93±1.53)分、忧郁或愉快的心境(16.64±2.70)分、松弛和紧张(18.72±3.63)分、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13.22±2.38)分。患者和配偶双方的主观幸福感均处于高水平。配对t检验显示:患者与配偶“精力”维度得分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277,P<0.01),二者“忧郁或愉快的心境”维度得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2.572,P<0.05),其他各维度相比,二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629～1.251,P>0.05)。患者与配偶主观幸福感各维度得分及总分均呈正相关(r=0.319～0.788,P<0.01)。4、2型糖尿病患者与配偶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患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包括:患者糖尿病自我管理水平、人均月收入、配偶是否患有疾病、患者文化程度;影响配偶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包括:人均月收入、配偶文化程度、配偶是否患有疾病、患者是否吸烟。5、2型糖尿病患者二元应对与糖尿病自我管理的关系方差分析显示:患者二元应对水平越高,糖尿病自我管理相应维度得分越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F=54.946～135.486,P<0.01)。患者的积极二元应对与糖尿病自我管理各维度均呈正相关(r=0.528～0.677,P<0.01);患者消极二元应对与糖尿病自我管理各维度均呈负相关(r=-0.682～-0.470,P<0.01)。6、2型糖尿病患者和配偶二元应对与双方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主客体互倚模型显示,主体效应方面:患者和配偶二者的积极二元应对均对自身的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β患者=0.733,β

关键词： 2型糖尿病二元应对自我管理主观幸福感主客体互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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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夫妻依恋与夫妻暴力的关系：情绪调节策略的作用

老年夫妻依恋与夫妻暴力的关系：情绪调节策略的作用

引用

作者：刘洁芸天津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近年来,老年人遭受暴力的人数呈上升趋势,并且暴力施虐方往往是老年人的伴侣。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老年人夫妻暴力隐蔽性强,并对老年人心健康带来持久的不利影响。了解夫妻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为干预夫妻暴力行为提供理论依据。有研究... 详细信息

近年来,老年人遭受暴力的人数呈上升趋势,并且暴力施虐方往往是老年人的伴侣。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老年人夫妻暴力隐蔽性强,并对老年人心健康带来持久的不利影响。了解夫妻暴力行为的影响因素可以为干预夫妻暴力行为提供理论依据。有研究发现,个体的依恋关系影响暴力行为的施加,具体表现为安全依恋的个体较少施加暴力行为,而焦虑依恋和回避依恋会施加较多的暴力行为。然而,在关于依恋夫妻暴力的研究中,现有研究忽略了暴力行为双方的交互影响,因此有必要采用成对数据来进行考察。此外,有研究发现,负面情绪得不到合理地调整会增加暴力行为的发生。结合一般攻击模型的论述可知,依恋可以通过影响个体内在状态,从而对暴力行为产生影响。据此,本研究假设情绪调节可以作为个体内在一种认知状态,在夫妻依恋与夫妻暴力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综上,本研究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探讨老年夫妻双方依恋对夫妻暴力的交互影响,并验证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从天津市9个社区选取149对60岁以上的老年夫妻作为被试,完成人口学基本信息问卷、老年人夫妻依恋量表、老年人情绪调节策略量表以及老年人冲突策略量表。其中,冲突策略量表用来测量老年人夫妻暴力。夫妻暴力的人口学差异分析、主客体效应分析及中介效应分析的结果发现:（1）夫妻暴力中的协商、强迫性性行为在是否与子女同住上存在显著的差异;（2）妻子的安全依恋可显著预测妻子伤害行为、强迫性性行为,妻子焦虑依恋可以显著预测妻子强迫性性行为,丈夫焦虑依恋可与显著预测丈夫强迫性性行为,妻子回避依恋可以显著预测妻子心理攻击和躯体暴力,即存在显著主体效应;妻子的焦虑依恋可以显著预测丈夫强迫性性行为,即存在显著客体效应;（3）妻子的认知重评在妻子安全依恋与妻子伤害行为起到中介作用,存在显著主体效应。本研究结果表明支持了夫妻暴力的资源理论,夫妻依恋会影响夫妻暴力行为的发生,并存在交互影响。对一般攻击模型的支持不足,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并未起到一致的中介作用。本研究的结果可以为了解老年人夫妻暴力的特点及干预提供重要借鉴。

关键词：老年夫妻夫妻依恋情绪调节策略夫妻暴力主客体互倚模型

来源：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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