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作者：黎素婷武汉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互联网的发展在极大地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网络犯罪也随之而来,网络不仅滋生了新的犯罪形式,还为传统犯罪行为开辟了新的渠道和领域,使得当前的刑事立法已经无法满足规制这类犯罪的需求,而且也对新的立法提出了挑战。《刑法... 详细信息

互联网的发展在极大地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越来越多的网络犯罪也随之而来,网络不仅滋生了新的犯罪形式,还为传统犯罪行为开辟了新的渠道和领域,使得当前的刑事立法已经无法满足规制这类犯罪的需求,而且也对新的立法提出了挑战。《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为其不作为承担刑事责任,为规制网络犯罪提供了新的法律依据。但是,这一立法是否能够应对网络犯罪的新情况,仍有待进一步考察。本文以网络犯罪新立法中的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作为研究对象,对该罪范畴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为其不作为承担刑事责任的立法合理性、司法适用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文章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深入了解该罪名打下基础,主要阐述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立法合理性,包括正文部分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如何成为被刑法重点关注的规制主体这一问题进行展开。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虽以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犯罪主体,但其主要是控制非由网络服务提供者实行的网络犯罪规模。笔者分别从网络犯罪发展现状、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功能定位以及当下对网络技术的观念进行论证,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自身即具有成为刑法规制主体的价值。第二章则考虑为何以不作为的方式设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对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规制对象——网络服务提供行为进行探讨。其中借用了帮助犯理论的"中立帮助行为"对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特点进行外在描述,并不意味着该罪范畴下的网络服务提供行为之可罚性源于共犯理论。笔者以正向推理的方式,分析出网络服务提供行为具有两种归责路径,而通过对比共犯理论的困境以及设为不作为犯的优点,权衡之下得出以不作为犯设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更为合理的结论。第二部分对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法律文本进行剖析,以此界定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适用范围,内容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第三章着重限定"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范围。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虽明文规定了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但需要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对义务的具体内容进行补充。笔者通过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功能性分类、以及该罪名规定的危害结果,对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范围进行实质性限定。第四章则谈及对"责令拒不改正"的理解。笔者对其性质、具体适用进行深入分析。同时,也提出了对"责令拒不改正"的批判性看法,认为其弱化网络服务提供者作为规制主体的独立性,并且不能实现敦促网络服务提供者积极履行义务的立法目的。

关键词：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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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的类型化分析

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的类型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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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霏雨湖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当网络空间成为违法犯罪行为的温床,客观上为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帮助的网络平台提供者应当承担何种刑事责任是当前网络犯罪领域研究的重点。刑事立法从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不作为犯罪角度对网络平台提供者进行规制,网络安全管... 详细信息

当网络空间成为违法犯罪行为的温床,客观上为网络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帮助的网络平台提供者应当承担何种刑事责任是当前网络犯罪领域研究的重点。刑事立法从拒不履行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不作为犯罪角度对网络平台提供者进行规制,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则是借助空白罪状予以规定。结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当前网络平台提供者应履行的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主要有:技术支持与协助义务、数据留存义务、管理及审查违法信息义务、真实身份验证与用户信息保护义务。通过对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司法适用现状分析,当前该罪在实务中存在司法适用率畸低,同案不同判现象突出、行政前置法适用不当、存在罪刑失衡现象问题。造成前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缺乏对网络平台提供者及其管理义务的类型化规定以及对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立法的适当性不足。因此,解决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认定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网络平台提供者进行类型化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为其设定区别化、具体化的管理义务,以提高立法适当性。结合国内外立法上对网络平台提供者类型化的规定和学理上的研究,以网络平台提供者的主要服务内容为划分依据,将其划分为内容分享平台提供者、网络金融平台提供者、电子商务平台提供者、搜索引擎平台提供者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以我国现行法体系中对网络平台提供者管理义务的规定为基础,依据不同类型的网络平台提供者对其所提供服务的控制程度、获取的用户信息范围与敏感程度以及其所提供服务对公民生活影响的大小,构建一个轻重有别的义务体系。通过对不同类型网络平台提供者区别化管理义务的界定,明确网络平台提供者的刑事责任边界。

关键词：网络平台提供者不作为犯罪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帮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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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VPN“翻墙”服务的刑事归责路径研究

非法VPN“翻墙”服务的刑事归责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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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小珠海南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我国致力于建立网络强国。根据网络安全需要,网络用户在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我国对其访问境外网络的行为实施了访问限制。但是现实中由于猎奇等各种因素,确实存在着大量访问境外网络的需求,这个需求主... 详细信息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我国致力于建立网络强国。根据网络安全需要,网络用户在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我国对其访问境外网络的行为实施了访问限制。但是现实中由于猎奇等各种因素,确实存在着大量访问境外网络的需求,这个需求主要通过跨境网络“翻墙”服务实现,而市场上常见的跨境网络“翻墙”服务使用的技术为VPN技术。非法VPN“翻墙”服务作为网络用户网络“翻墙”的前一环节,易产生相应的黑灰产业链,有刑法规制的必要性。司法实践中主要将非法VPN“翻墙”服务的行为定性为三类。首先是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少数法院认为非法VPN“翻墙”服务是犯罪人明知他人正在从事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操作,却还给其提供程序或者工具;多数法院认为非法VPN“翻墙”服务使用的VPN工具、程序属于专门的程序或者工具,可以用于侵入或者非法控制系统。其次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法院认为行为人的行为违反了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最后是非法经营罪。案例中对非法VPN“翻墙”服务的非法经营行为存在三种定性,一是认为其属于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二是认为其属于未经许可经营国际通信数据业务;三是认为其属于扰乱电信市场秩序的行为。将非法VPN“翻墙”服务定性为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存在不合理性。VPN“翻墙”过程中将中国国家防火墙视为该罪的计算机保护措施是不准确的,同时VPN“翻墙”并不具有破坏性,其帮助网络用户浏览的境外网络信息也不在本罪的保护范畴内,以此罪来规制非法VPN“翻墙”服务存在一定的壁垒。另外,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保护法益本身存在模糊性,网络审查秩序是否是该罪的保护法益尚未明确。同时行为人不属于该罪所说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对遵守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期待可能性低,且证明该类行为造成该罪的法定危害后果存在疑问,以该罪来规制非法VPN“翻墙”服务不太恰当。就适用非法经营罪而言,首先需要辨明VPN服务的非法经营业务性质,司法实践中将VPN服务归类为非法电视网络接收设备、互联网接入业务以及国际电信业务的观点都是不准确的。从VPN所采用的技术来看,当行为人提供的VPN涉及IPsec技术时,属于《电信条例》中规定的电信增值业务范畴,其他技术类型的非法VPN“翻墙”服务都属于完全非法的服务,不在非法经营罪的评价范畴之内。非法提供IP-VPN“翻墙”服务违反了《电信条例》的规定,侵犯了电信市场准入秩序,是非法经营电信增值业务的行为,当行为人经营数额达到一定数额时,构成非法经营罪。

关键词： VPN“翻墙” 计算机犯罪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非法经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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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入罪界限

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入罪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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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欣霖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网络社会的形成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重构了人类的行为方式。网络服务提供行为是网络社会得以运转的基石行为,但同时也可能成为网络犯罪的助力行为,促进网络犯罪的实现及升级,因此,对严重侵害法益的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法律评价刑法... 详细信息

网络社会的形成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重构了人类的行为方式。网络服务提供行为是网络社会得以运转的基石行为,但同时也可能成为网络犯罪的助力行为,促进网络犯罪的实现及升级,因此,对严重侵害法益的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法律评价刑法不可缺席。但是,由于该种行为本身的业务行为属性,使得刑法对其评价具有特殊性,不能评价过度,阻碍互联网行业的健康发展。从司法实践来看,刑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评价既有作为形式的评价,也有不作为形式的评价。对作为型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刑法评价既有共犯责任路径,又有共犯正犯化路径。对不作为型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刑法评价既有不纯正不作为路径,又有纯正不作为路径。因此,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入罪界限问题极为复杂,既涉及路径本身的入罪界限,又涉及路径间的界限,且二者之间又存在密切的关联。实践中,对作为型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刑法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入罪路径的单一化与入罪范围的扩张化,对不作为型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刑法评价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入罪路径的争议性及重叠性。这些问题的产生,源于事实、理论及实践三维原因所致。合理确定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入罪界限,必须以体系思维及类型化思维为指导。网络服务提供行为存在多元的入罪路径,由于不同路径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因此,一方面,必须摒弃实践中存在的单一入罪路径思维,另一方面也应当反对对各路径不加细致区分的过度竞合思维,要在合理区分的基础上,从体系思维的角度,确立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的入罪路径序位是前提,对作为型网络服务提供行为应当以共犯路径优先,对不作为型网络服务提供行为,应当确立共犯路径优先及纯正不作为路径优先两层级的入罪路径序位。从类型思维的角度,对网络服务提供行为进行类型化是对其进行入罪界限划分的关键,网络服务提供行为类型化的标准应当包括客观与主观要素的折中标准。区分作为与不作为,在符合客观不法的前提下,根据行为人主观故意的认识内容的不同对该种行为进行类型化,确定其入罪界限,从而为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区分提供标准。依据路径序位选择及类型化的处理模式,以实现对网络服务提供行为刑法评价的合理性与公正性。

关键词：网络服务提供行为中立帮助犯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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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的刑事责任 ——以《刑法》第286条之一的规定为视角

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的刑事责任 ——以《刑法》第286条之一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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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雷南京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互联网3.0时代已经到来,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的刑事责任不仅是一项重大的理论课题,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施行以及我国互联网行业迅猛发展的态势表明这更是一项重大的实践课题。本文以《刑法》第286条之一规定的拒不履行信息网... 详细信息

互联网3.0时代已经到来,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的刑事责任不仅是一项重大的理论课题,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颁布施行以及我国互联网行业迅猛发展的态势表明这更是一项重大的实践课题。本文以《刑法》第286条之一规定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为研究视角,探究网络服务提供者这一特殊主体不作为的刑事责任问题。首先,网络服务提供者概念和类型的争议由来已久,在简单类型化的基本原则下,应当将网络服务提供者(ISP)划分为网络连接服务提供者(IAP)、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ICP)和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IPP)。此外,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是一个范围更大的基本概念,应当对其进行独立解释,《刑法》第286条之一设立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只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的刑事立法的表现之一。在风险社会的视阈下,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行为呈现出更为严重的秩序破坏和社会危害性,刑事政策也应当与时俱进地积极变化。一方面,刑法的谦抑性应当向妥当性转变,刑法的辐射范围应当是越合理越好;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预防社会性风险,通过犯罪化的刑事政策突出法益保护的前置性,有利于弥补传统刑法功能的局限。其次,探究网络服务提供者成立不作为犯罪的要件,应当在网络犯罪的大背景下区分作为和不作为的基本行为样态,在司法实践中坚持作为优先于不作为的认定顺位。与此同时,采用不作为犯以及保证人地位的基本理论作为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的法理依据。在明确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法益为数据安全前提下,结合2021年11月最新出台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将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划分为信息内容审查与监督、技术保障、数据保存、发现-删除和协助执法五个方面。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承担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应有所区别,除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负有以上五种义务外,网络连接服务提供者仅负技术保障和协助执法义务,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负有信息内容审查与监督、发现-删除以及协助执法义务。此外,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结合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差异化情况,具体判断作为可能性和结果避免可能性以缩小刑事打击面。为了维持促进互联网的创新发展与维护网络安全之间的有效平衡,网络中立帮助行为的“全面考察”应当成为出罪的理由。再次,不同种类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差异性的作为义务,那么他们在入罪方面也应该有所区别。一方面,网络服务连接提供者应当在一定条件下承担不作为的刑事责任,但是也应当将其作为义务的范围限制在技术保障和协助执法两个方面,结合朱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一案进一步分析在司法实践中对网络连接行为刑事归责的争议问题。另一方面,网络平台在网络社会中承担的作用最为广泛,也极易引发刑事风险,网络平台大多表现为互联网企业,所以以网络平台为切入点,在刑事合规理论的前提下探讨网络平台不作为刑事责任的适用空间和实现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域外国家对网络平台不作为刑事责任的追究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限缩范围的发展过程,能够为我国提供有益的经验。然而我国与西方国家单位犯罪的责任基础并不一致,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刑事合规路径。我国网络平台的刑事合规应当通过标准化制度确定网络安全管理的刑法义务,建立包含规范、组织、实践和保障措施等多层面的制度,充分发挥网络平台刑事合规减责、免责和出罪的三种机能。最后,以《刑法》第286条之一规定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管理义务罪为例,探究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刑事责任的限缩路径。其一,应当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观方面限制在故意的范围内,排除过失的存在,同时根据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构建故意的具体内容。其二,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范围采取目的限缩解释的立场,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不是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适格对象。其三,要合理界定监管部门的类型和级别,避免过于泛化的笼统规定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面对纷繁复杂的行政监管而无所适从。除此以外,还要正确处理此罪与彼罪的关系,尤其是区分《刑法》第286条之一规定的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与《刑法》第287条之二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关系,破解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刑事责任在司法层面的适用难题。

关键词：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作为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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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研究

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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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雪婷华东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平台上发生的犯罪也呈现陡增的趋势。但是网络平台提供者与传统的法律主体不同,具有中立性、技术性、聚合性等特点。传统刑法理论在认定网络平台提供者的刑事责任方面显得应对乏力,因此司法机关和立... 详细信息

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平台上发生的犯罪也呈现陡增的趋势。但是网络平台提供者与传统的法律主体不同,具有中立性、技术性、聚合性等特点。传统刑法理论在认定网络平台提供者的刑事责任方面显得应对乏力,因此司法机关和立法机关也通过司法解释和增设有关于网络犯罪领域的罪名试图更好地认定网络平台的刑事责任,如《刑法修正案(九)》就新增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及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而前者的罪状描述虽然和网络平台提供者的业务技术行为存在联系,但所针对的行为类型和网络平台日常业务行为中所表现的中立行为之间存在差异,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对“明知”主观要素的证明难度较大。而后者在认定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上存在争议导致该罪名在实务中较少被适用。因此如何准确界定网络平台提供者的刑事责任就值得进一步研究。文章共分为三章,对上述问题展开深入探讨。首先,从网络平台的特点出发对网络平台提供者的含义进行界定,通过梳理我国不同法律规范中网络平台相关的概念表述找到对应的包含或对应关系。并对涉网络平台犯罪相关司法实践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出我国目前网络平台提供者基于独立行为、基于帮助行为、基于未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所触发的刑事责任。本文认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传统共犯模式难以认定网络平台提供者的刑事责任、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尚不明确、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认定存在冲突等问题。其次,以网络平台提供者所实施的实际行动为基础,对其承担刑事责任的类型进行分析,并进一步明确不同刑事责任情形认定的标准。整体而言,网络平台提供者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可分为作为和不作为。而从作为的角度来看,采用传统的共犯理论,无论是从帮助犯、正犯和间接正犯进行刑事归责都需要对网络平台提供者明知的标准进行认定。然而理论上以作为方式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与网络平台在实际业务行为的情况存在差异,而在实务中难以认定网络平台提供者明知用户在其平台上所实施的犯罪活动。本文认为,从限制中立帮助行为角度来看,也应当限制对网络平台业务行为的处罚。因此,主要应该考虑从不作为角度分析网络平台提供者的刑事责任,通过对保证人义务来源和作为可能性的梳理,将网络平台提供者承担不作为刑事责任限缩在基于其网络空间领域的支配而产生的监督义务下对特定违法信息内容的管理范围内。最后,在传统刑法理论评价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存在困难且新的刑事立法适用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本文提倡借鉴民法中的“避风港规则”来限制对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归责的扩张,以“通知—删除”规则来完善责令改正的通知和期限规定。并引入刑事合规机制帮助网络平台提供者事前预防犯罪、事后减轻刑事责任。另外,本文认为刑事合规虽然作为量刑情节有一定的正当性,但只能作为减轻刑罚的突破口,而不能以未进行刑事合规为理由加重刑事处罚。

关键词：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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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研究——基于205件判例样本的实证分析

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研究——基于205件判例样本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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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金甘肃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合理、准确、易适用化的类型种类划分是研究其刑事责任的必要性起点。目前,国内学者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分类方法及分类标准的观点可谓百家争鸣,百喙如一的分类标准与方法值得探索与运用。单一标准有功能标准、技术标... 详细信息

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合理、准确、易适用化的类型种类划分是研究其刑事责任的必要性起点。目前,国内学者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分类方法及分类标准的观点可谓百家争鸣,百喙如一的分类标准与方法值得探索与运用。单一标准有功能标准、技术标准和内容标准等,也有双标准的归纳方法,该种归纳方法主要分为对象、内容两种归纳准则。双层标准体系的加入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化规范化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再者,具体服务类型繁杂而多不易于整合汇总与法律吸收,更不利于面对新增的具体服务类型。“双标准、层次化”方法与“去种类、设类型”思想相结合或可使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数量进行重塑与合并,减少具体种类却不失对新增服务种类的预设处理与研究。司法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相关罪名混乱不一的适用现状更值得被关注与研究。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在适用中经常出现兜底化适用困境、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这一罪名设立后的司法难以逐渐增加,给相关主体带来迷惑性和不统一性,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创建后得不到理想的使用也反映了该类行为主体的刑事责任相关学术研究的不充分。这几个罪名各自具有的及表现出本质的兜底性、法条的兜底规定和其刑事责任模式的不完善致使其适用具有兜底倾向。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化基础之上,针对相关罪名司法适用难题给出具体可行的措施。对于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兜底化适用,在其主体宽泛、法益过大、“违法犯罪”内涵界定不清、“情节严重”标准缺失、与他罪适用区别模糊的问题显现下,可采取将其部分主体纳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范畴、对其法益和本质进行教义学的限缩和重构、“违法犯罪”内涵进行更进一步的厘定、“情节严重”标准的确立、明确与他罪的界限等方面的举措,可以有效解决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兜底化适用的恶性局面。关于第三个罪名在立法上被确立而又在司法实践中得不到使用的司法适用现状,针对该罪主体限定狭窄、管理义务不太明晰、“经责令而拒不改正”限制司法适用的问题原因进行案件主体资格适当性的扩充、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明确性与类型化、“经责令而拒不改正”的明晰来解决上述问题。对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实践中关于“明知”理解和把握的混乱且不重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与他罪界限不清导致直接适用该罪的案件较少、该罪“情节严重”认定存在诸多问题的背景下采取对“明知”的厘定、其他两个罪与各自相关罪名之间内涵、司法适用的明晰、“情节严重”认定模式的确立让上述问题得以解决。

关键词：网络服务提供者明知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类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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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销售VPN“翻墙”软件行为的刑事定性分析 ——以朱某非法经营案为例

非法销售VPN“翻墙”软件行为的刑事定性分析 ——以朱某非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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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燕霞西南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出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等各种原因,国家实施网络监管,采取域外IP封锁、网络数据内容过滤等方式,对国内用户访问境外互联网数据进行限制。但当人们对信息提出新的要求,需要获取境外数据时,或者仅仅是感到自己获取信息的自由受到限制时,就会... 详细信息

出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等各种原因,国家实施网络监管,采取域外IP封锁、网络数据内容过滤等方式,对国内用户访问境外互联网数据进行限制。但当人们对信息提出新的要求,需要获取境外数据时,或者仅仅是感到自己获取信息的自由受到限制时,就会想办法突破此限制,“翻墙”软件应运而生。实践中也确实可以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翻墙”软件访问境外互联网资源,或出于查询资料、新闻的目的,或是为了娱乐,甚或是为了违法犯罪,但仅是使用“翻墙”软件这一行为,是没有作为犯罪来处理的。对于销售“翻墙”软件的制销者而言,其提供的软件本身对我国互联网安全保障措施造成威胁,其销售行为又违反了我国关于国际电信业务的规定,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销售VPN“翻墙”软件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具有争议,然而理论界对销售VPN“翻墙”软件的行为少有针对性的分析,司法判决又回避对该行为构罪的说理论证,这导致同样的犯罪行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产生截然不同的判决。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非法销售VPN“翻墙”软件的行为进行详细的法律分析和深入的讨论,这对打击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信息网络安全秩序有着重要意义。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朱某非法销售VPN“翻墙”软件一案的简要介绍。根据案情归纳出三种不同的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非法销售VPN“翻墙”软件的行为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为行文整洁,以下简称提供侵犯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第二种意见认为拒不关停,继续销售VPN“翻墙”软件的行为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第三种意见认为该销售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针对分歧意见的阐释,提炼出本案的三个争议焦点,第一个争议焦点是VPN“翻墙”软件是否属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系统的程序、工具”;第二个争议焦点是如何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这一主体的范围和其作为义务;第三个争议焦点是制销VPN“翻墙”软件是否属于“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类的非法经营。第二部分是针对争议焦点进行的相关法理问题的分析。首先分析了提供侵犯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中各专业概念的法律界定,对长城防火墙(GFW)和VPN“翻墙”软件的性质进行了分析论证,并得出结论,GFW属于计算机信息系统,VPN“翻墙”软件并未对GFW实施侵入和非法控制。接着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内涵及其作为义务进行了分析,网络服务包括技术、内容和公共服务。这里的作为义务指的是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即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对信息网络进行主动监管的义务。最后分析了擅自经营国际电信业务类型的非法经营罪,并对销售VPN“翻墙”软件的行为进行了定性分析,得出分析结论,销售VPN“翻墙”软件的行为实质上属于经营国际电信业务。第三部分是本案的研究结论。结合第二部分的法理分析结论,对本案展开具体分析,朱某未取得电信业务经营资格,擅自销售VPN“翻墙”软件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从提供侵犯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的客观要件出发否定朱某构成该罪,朱某制销VPN“翻墙”软件,没有违反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作为义务,因而也不构成本罪。第四部分是对本案研究得出的启示。此部分主要是笔者在本案的研究过程中,通过相关文献和类似判决的梳理、案件处理结果的论证得出的一些感想,提出应明确此类犯罪的司法适用,避免同案不同判;继续完善司法解释,明晰法律适用。

关键词： VPN“翻墙”软件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非法经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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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的犯罪风险防控义务:类型化建构、正当性依据和规范性限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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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传播 2024年第1期13卷 92-102页

作者：阎二鹏海南大学

互联网平台的犯罪风险防控义务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作为义务,具体包括刑法作为义务和行政作为义务。犯罪风险防控义务在刑法层面体现为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罪中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在行政法层面体现为身份核验义务、合理注意... 详细信息

互联网平台的犯罪风险防控义务是一种积极的、主动的作为义务,具体包括刑法作为义务和行政作为义务。犯罪风险防控义务在刑法层面体现为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罪中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在行政法层面体现为身份核验义务、合理注意义务、报告义务等。刑法作为义务的正当性来源是互联网平台的保护保证人地位说和监督保证人地位说。行政作为义务的正当性来源是集看门人说、权利义务对等说和治理协管者说于一体的综合说。为同时实现互联网平台的健康发展和发挥互联网平台的犯罪治理作用,需要构建对作为义务范围的规范化限缩路径。正当性来源不同,作为义务的限缩路径也不同。限缩刑法作为义务,需结合刑法法益进行;限缩行政作为义务,需结合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和互联网平台的市场规模等要素进行。

关键词：犯罪风险防控义务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刑法作为义务行政作为义务保证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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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网络服务提供者刑法义务的根基与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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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年第5期 93-103页

作者：杨宁冷家伟天津大学法学院天津300392

司法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违反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事例屡见不鲜,但极少因此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刑法义务的内涵不清晰是重要原因。本罪属于义务犯,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根植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优势地位。网络服务... 详细信息

司法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违反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的事例屡见不鲜,但极少因此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刑法义务的内涵不清晰是重要原因。本罪属于义务犯,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根植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优势地位。网络服务提供者是“数字看门人”,参与网络犯罪治理满足治理需求,具备现实逻辑和可行依据。积极管理义务是本罪义务的实质内涵,可以具体化为内容管理义务、用户信息保护义务、犯罪防控义务和用户实名认证义务。通过对义务的明确和具体化,积极义务得到有限度的适用,以解决本罪“僵化”困境。

关键词：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义务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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