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的非线性影响--基于养老保险发展的动态面板异质性门槛效应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20年第3期41卷 21-36,86页

作者：臧旭恒李晓飞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济南250100 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济南250100

基于世代交叠模型构建简化的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倾向非线性影响的理论模型,结合2002-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以养老保险发展为门槛变量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具有... 详细信息

基于世代交叠模型构建简化的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倾向非线性影响的理论模型,结合2002-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以养老保险发展为门槛变量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双门槛特征,随着养老保险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的消费效应由负转正,并且正向效应逐渐加强;在异质性门槛效应分析方面,东部地区的门槛值大于中、西部地区,享受型消费的门槛值大于发展型消费。提高养老保险支出水平与覆盖率,能够使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倾向的影响由负转正(西部地区,享受型消费)或增强人口老龄化的正向消费效应(东、中部地区,发展型消费)。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居民消费倾向异质性居民消费世代交叠模型动态面板门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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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的收入门槛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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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3期36卷 112-126页

作者：杜佳毅陈信康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上海200433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会展与旅游学院上海201620

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重要的宏观议题。随着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偏上水平,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探索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收入门槛效应对于转型时期精准实施差异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87—2018... 详细信息

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重要的宏观议题。随着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偏上水平,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探索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收入门槛效应对于转型时期精准实施差异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87—2018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门槛变量,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地区收入水平的双重门槛效应。在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一门槛值前后,金融发展均在不同程度上抑制了地区经济增长;当地区收入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金融发展才开始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机制方面,市场化建设为“双重门槛”效应提供了解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升,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而以人才错配为代表的要素市场资源错配并未显著影响上述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中低收入地区,政府应给予更多的金融扶持政策,提高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深度;而在高收入地区,要敢于将金融资源配置的决策权交给市场。上述举措有助于从根本上提高金融市场效率。

关键词：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增长地区收入水平市场化水平资源错配动态面板门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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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技术异质性与创新效率——基于省际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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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3期21卷 125-141页

作者：李雷杨水利陈娜西安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54 不详

基于超效率共同边界函数测算了中国30个省(市)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从线性与非线性双重视角探讨了"互联网+"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在缓解内生性问题之... 详细信息

基于超效率共同边界函数测算了中国30个省(市)工业企业创新效率,从线性与非线性双重视角探讨了"互联网+"对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在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这种影响具有显著的累积效应和滞后效应;从区域异质性看,"互联网+"对西部与中部地区的促进效用更为显著。基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结果表明,现阶段"互联网+"与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非线性关系。研究表明,"互联网+"不仅有助于提升区域工业企业创新效率,而且还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的创新效率差距。研究结果可为有效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互联网+"战略提供启示。

关键词： “互联网+” 异质性创新效率非线性动态面板门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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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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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21年第4期 77-92页

作者：钟海胡燕子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

本文基于1985—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年度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选取能源消费强度、城市化水平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门槛变量,研究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可能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发现:(1)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 详细信息

本文基于1985—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年度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选取能源消费强度、城市化水平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门槛变量,研究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可能的非线性影响。本文发现:(1)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2)当能源消费强度高于门槛值时这种影响显著为负;当能源消费强度低于门槛值时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此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会促进经济增长。当城市化水平低于门槛值时,这种影响显著为负;当城市化水平高于门槛值时影响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高城市化水平下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会促进经济增长。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门槛值时这种影响不显著;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门槛值时影响显著为正,这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会促进经济增长。(3)上述的非线性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存在差异性。

关键词：可再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动态面板门槛模型非线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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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研发、技术转移方式与区域创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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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论坛 2016年第11期 89-95页

作者：侯建陈恒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采用2009—2014年30个省份区域面板数据,使用最新改进的非线性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以区域已有技术水平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了自主研发、技术转移与区域创新质量关系中非线性动态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自主研发和技术转移对区域创新质量均存... 详细信息

采用2009—2014年30个省份区域面板数据,使用最新改进的非线性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以区域已有技术水平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了自主研发、技术转移与区域创新质量关系中非线性动态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自主研发和技术转移对区域创新质量均存在显著的区域已有技术水平双门槛效应,区域已有技术水平较低时,自主研发和技术转移推动作用均不明显或呈现负向影响,而当区域已有技术水平跨越"临界值"时,自主研发和技术转移发挥正向作用,其中国内技术购买的技术创新路径最为有效。

关键词：自主研发技术转移方式区域创新质量动态面板门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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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模式驱动专利产出机理研究——知识产权保护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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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6年第10期37卷 63-73页

作者：侯建陈恒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哈尔滨150001

基于中国2003—2013年高技术产业省际面板数据,以动态性和内生性结合改进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并考虑地区异质性,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驱动机理框架,从方法和内容上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对自主创新模式驱动专利产出的非线性... 详细信息

基于中国2003—2013年高技术产业省际面板数据,以动态性和内生性结合改进非线性动态门槛模型,并考虑地区异质性,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驱动机理框架,从方法和内容上探讨知识产权保护对自主创新模式驱动专利产出的非线性动态门槛特征。研究表明:中国高技术产业自主创新模式驱动专利产出的作用机理存在着显著的知识产权保护动态门槛效应;总体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小时,自主创新模式显著正向驱动专利产出,反之,自主创新模式则一定程度负向影响专利产出的提升;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3种自主创新模式驱动机制亦存在差异,高技术产业实施原始创新模式可以将其不利影响减至最低;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异质性特征显著,少数经济发达东部地区应倾向集成创新模式,或平衡知识产权力度,以促进本地区高技术产业专利创新。

关键词：自主创新模式专利产出知识产权保护高技术产业动态面板门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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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与“储蓄之谜”的实证研究——基于动态演化模型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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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6期32卷 51-62页

作者：王树吕昭河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

本文梳理了一二次人口红利与高储蓄之间的理论逻辑,通过引入双向代际因子的四期戴蒙德模型进行动态演化分析,并通过省级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居民预期寿命的增加可以显著提升居民的储蓄率,而少儿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回... 详细信息

本文梳理了一二次人口红利与高储蓄之间的理论逻辑,通过引入双向代际因子的四期戴蒙德模型进行动态演化分析,并通过省级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居民预期寿命的增加可以显著提升居民的储蓄率,而少儿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老年抚养比与储蓄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通过门槛模型发现,随着收入的增加,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的负效应不断减弱,而老年抚养比对储蓄率的正效应不断增加。本文将人口红利与高储蓄背后的逻辑进行梳理并进行解释,为我国的人口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人口红利储蓄之谜戴蒙德模型动态面板门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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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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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与决策 2017年第2期33卷 130-132页

作者：周少甫蔡梦宁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武汉430074

文章对1995—2014年我国分省域碳排放数据进行测算,利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在不同城市化水平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碳排放的关系,得到在城市化水平各区间内GDP和碳排放对应不同的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和... 详细信息

文章对1995—2014年我国分省域碳排放数据进行测算,利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在不同城市化水平下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碳排放的关系,得到在城市化水平各区间内GDP和碳排放对应不同的非线性关系。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和碳排放之间存在双门槛效应。我国各省市城市化水平存在差异,目前大部分省市仍处于城市化进程中,还没有到达改善碳排放的拐点。因而需要根据各省市的具体情况制定碳排放的政策。

关键词：碳排放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城市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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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金融规模研究

最优金融规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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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燕山东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历史经验表明，虽然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润滑油”，但一定不是“万金油”，并不是所有经济体都能在任何时候依靠积极的与先行的金融发展战略而获得经济腾飞。那么，如何根据本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与特征制定适宜的金融战略，一方面... 详细信息

历史经验表明，虽然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润滑油”，但一定不是“万金油”，并不是所有经济体都能在任何时候依靠积极的与先行的金融发展战略而获得经济腾飞。那么，如何根据本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与特征制定适宜的金融战略，一方面最大程度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又避免“金融超发展”的成本与风险。我国当前的金融规模是否处于一个合理的区间？　　在这些问题下，本文首先构建了最优金融规模的一般理论:对于任何国家（经济体）的任何发展阶段而言，均存在最优金融规模（假说一）;不同国家或者同一国家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下的最优金融规模不同，其将取决于该国的基本经济与社会发展特征（假说二）;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金融业既具有过度扩张的强烈动机，也具有脱离实体经济而不断自我膨胀的“能力”，且当其过度扩张后也不会主动恢复到合意水平。然后，为对以上理论推演进行均衡分析，参考DelaFuente等(1996)的设定，将一个委托代理模型内嵌于知识外溢性增长模型中，刻画了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金融部门能够通过提供有成本且有失效风险的监督服务而影响研发企业的工资合约设计，使得一些原本处于“懈怠均衡”的企业转向“努力均衡”，实现帕累托改进。但同时，提供监督服务也需要将一部分生产资源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可以证明，在一般的假设下，存在均衡状态下的金融规模，而偏离均衡金融规模会降低最终产品部门的产出。此外，比较静态分析说明，由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与技术生产效率还取决于使用金融服务的成本、研发项目的特点、监督效率与现有技术水平等，使得不同经济特征下的均衡金融规模存在差异。　　为了验证以上理论推演所得假说及其相关方面，经验研究部分对过去近50年中全球不同国家的金融与经济发展历程以及林林总总的金融相关事件进行分类、对比与归纳，同时也利用规范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全球均值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业增加值占比与人均GDP增长率间的关系越来越“脱钩”。从国际比较来看，金融业占比较高（特别是超过6.5％）的国家，也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国际瞩目的可持续经济增长。动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只有当金融规模低于一定阈值时，金融体系的扩张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当金融规模已经较高时，其再扩张不仅不再具有经济增长效应，甚至会产生不利影响（倒U型关系）。这一结果在以外生的法律起源作为工具变量以及消除短期经济波动、使用不同金融规模测度指标和不同计量方法下均是稳健的。究其原因，机制检验表明:(1)金融规模的扩张反而使得金融部门创造每单位中间金融资产所耗费的成本增加了，即为实体经济筹集单位资金的成本增加了;(2)当金融规模超过一定阈值后，其再扩张并不能使得更多的居民和企业获得金融服务，无论是银行服务还是金融市场服务。　　经验研究还表明，金融规模扩张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在不同国家（地区）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内均呈现出了明显的异质性。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的回归结果证实，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制度质量与技术水平是决定金融规模扩张是否具有经济增长效应的关键因素，这一结论在以外生的法律起源作为工具变量与使用不同金融规模测度指标下依旧稳健。从经济增长来源来看，与促进资本投入相比，金融发展在加快技术进步与提高生产效率方面对收入、人力资本、制度质量与技术水平的要求更高。究其原因，机制检验表明:(1)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与技术储备的充沛使得金融规模的扩张能够培育出更多成功创业的企业家，从而更大程度地促进了经济产出。较之女性企业家和“生存型创业”，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男性企业家与“机会型创业”。(2)较好的制度质量，包括低腐败程度、高法治程度、高官僚质量与显著的民主特征，能够通过规范和保护市场制度而降低金融规模扩张过程中的银行业垄断程度。(3)收入水平的提升能够缩小金融规模扩张过程中实体投资与金融投资间悬殊的回报率差距而抑制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使得更多的金融资源直接进入生产过程。　　最后，当证实了存在最优金融规模与其影响因素后，便能够基于可能性边界模型对最优金融规模的具体值进行估算。为此，首先对Beck等(2008)和Barajas等(2013)所构建的金融可能性边界模型进行了关键的修改、补充与扩展，然后基于改进后的模型估算了55个国家1988至2019年间的理论最优金融规模值。对估算结果的检验表明，当一国的实际金融规模偏离其最优值的程度较大时，无论金融超发展或发展不足，均会导致实际人均GDP与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下降，金融超发展还会对资本积累增速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也会导致危机发生概率增加。这些结论证实了本文对最优金融规模的估算是合理的，其的确能够最大程度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投资均衡增长，从而获得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且避免危机发生。根据最优金融规模估计，我国当前存在“金融规模过大”的风险，金融业增加值占比

关键词：最优金融规模全要素生产率国内生产总值动态面板门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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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集聚、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中国制造业集聚、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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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好俊湖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近年来,随着中国部分地区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大量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及低效率的劳动密集型与资源消耗型产业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抑制作用开始凸显。制造业集聚对于环境污染和绿色发展究竟存在正向抑制作用还是负向恶化影响?倘若... 详细信息

近年来,随着中国部分地区的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大量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及低效率的劳动密集型与资源消耗型产业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抑制作用开始凸显。制造业集聚对于环境污染和绿色发展究竟存在正向抑制作用还是负向恶化影响?倘若存在显著影响,则其影响机制及传递渠道究竟有哪些?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存在何种关联?当前中央提出各地区要以供给侧改革为契机,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依据“十三五”规划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故针对上述问题的探究对于区域产业调整优化和绿色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尝试将环境治理和绿色发展纳入集聚研究框架,分别从污染排放量减少和污染经济成本控制两个维度探讨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治理绩效和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首先,本文针对现有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治理绩效衡量指标方面的缺陷,将EG指数用于测定制造业集聚水平,将全局技术EBM-Malmquist模型用于测度环境治理绩效指数,并基于面板误差修正(ECM)模型检验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治理绩效间的因果关系。计算结果表明,2003-2014年中国地区与行业的制造业集聚均呈倒“U”型趋势,制造业集聚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和行业分异;2003-2014年中国环境治理取得较为明显成效,但并没有表现出空间和行业异质性。计量检验显示,地区层面制造业集聚是环境治理绩效的长期格兰杰原因,短期内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治理绩效有正向促进作用。东部地区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治理绩效间仍存在明显的长期和短期因果关系,制造业集聚水平提高显著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中部地区两者之间均存在显著的长期因果关系,但不存在明显的短期因果关系;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和环境治理绩效间存在长期和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但制造业集聚不利于提高环境治理绩效。行业层面制造业集聚是环境治理绩效的长期格兰杰原因,并且制造业集聚的技术外溢效应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而有利于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低度集聚行业中制造业集聚是环境治理绩效的长期和短期格兰杰原因,制造业集聚短期内不利于环境治理绩效的提升;中度集聚行业中长期因果关系存在,制造业集聚短期内未对环境治理绩效产生显著影响;高度集聚行业中制造业集聚短期内和长期内均对环境治理绩效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其次,作为环境污染治理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绿色技术创新是连接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治理绩的重要纽带。本文从污染排放量减少的视角,将绿色技术创新纳入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治理绩效研究框架,从地区和行业两个维度考察制造业集聚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动态门槛效应。研究结论表明,制造业集聚对绿色技术效率及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制造业集聚水平门槛、市场化水平门槛和科技创新水平门槛。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治理之间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当制造业集聚水平未达到相应的门槛值时,制造业集聚对绿色技术效率及环境治理绩效存在负面影响效应;不过一旦制造业集聚达到门槛值,制造业集聚将有利于激励绿色技术创新以提高绿色技术效率,对环境污染治理有着正向的推动作用。制造业国有化比例越高越有可能制约环境污染治理的效率,而市场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促进绿色技术效率并提高环境治理绩效。制造业绿色技术外溢存在吸收能力的门槛值,只有成功跨越科技创新水平的门槛制造业集聚才能对绿色技术效率和环境治理绩效产生显著的促进的提升作用。再次,本文从区域污染排放成本控制的视角,探讨制造业集聚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作用于区域绿色发展绩效的机制。利用新收益效率模型(New Profit Efficiency Model)测度考虑污染经济成本的中国283个地级市的绿色发展绩效,并结合Lowess回归和面板VAR模型对制造业集聚、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2002～2014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绩效整体表现为先降后升的波动式改进趋势,沿海地区城市群与长江流域城市群的绿色发展绩效改进速度相对较快,沿海“一纵”与沿江“一横”构成了“T”字形空间格局。城市产业集聚对于绿色发展绩效存在着单向积极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冲击都对绿色发展绩效产生影响,但仅产业结构合理化冲击对绿色发展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冲击则具有负向效应但不显著。反过来,绿色发展绩效冲击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影响均表现为正向关系,存在绿色发展绩效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升级的倒逼效应。最后,本文从资源配置效率改进的视角,探讨制造业集聚、资源配置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基于多维视角评测中国各区域的资源配置状况,同时考虑了不同区域间的空间相关与空间异质性特征,利用空间误差、空间滞后和空间杜宾模型等计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2002-2014年间,中国四大经济区的资源错配水平随时间推移均表现较明显的波动上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的资源错配水平远高于其他三类经济区域,东部地区相较之下处于全国最低

关键词：制造业集聚环境治理绿色发展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空间计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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