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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逮捕听证制度研究——以B市检察院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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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逮捕听证制度研究——以B市检察院为视角

作者：顾钦钧贵州民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逮捕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其适用的程序是非常严格的。西方多数国家的逮捕权掌握在法官的手里面,中国的逮捕权则主要是由检察机关批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不断修改,我国检察机关的逮捕权也在不断朝... 详细信息

逮捕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其适用的程序是非常严格的。西方多数国家的逮捕权掌握在法官的手里面,中国的逮捕权则主要是由检察机关批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不断修改,我国检察机关的逮捕权也在不断朝着诉讼化的方向前进,1979年及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中未从具体程序上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主要是由负责的检察办案人员通过对于侦查机关移送的书面卷宗及案件相关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期间并不需要开展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讯问,我们把这一种批捕方式称之为行政审批式批准逮捕程序。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基于提高逮捕质量的需求,对审查批准逮捕程序开展了进一步的改革。2012年修法,新增检察机关在办理审查批捕案件时“可以”和“应当”询问犯罪嫌疑人的情形,并且,对于辩护律师的意见,检察机关可以听取,若其就案件提出了要求的,检察院应当听取,必要时,还可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较之前的,新增了听取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以及对相关证人的询问制度,使检察人员在办理案件时,拓展了信息来源渠道,不再仅仅依靠公安机关移送的卷宗材料及证据。1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6年发布的《“十三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了探索建立诉讼式审查机制的改革举措,文件发布后,审查逮捕诉讼化改革试点开始在部分检察机关建立。2020年10月2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以下简称《听证规定》)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办理审查逮捕案件可以召开听证会,开始标志着审查逮捕听证这一模式的构建,从而在全国层面以规范性文件形式规定了审查逮捕听证这一模式。本文根据最高检发布的最新规定,集合在B市各地检察院调研的实际情况,分析B市自审查逮捕听证这一制度确立以来的实施情况,从该市各地共收集85份样本数据,根据实地走访情况集合案件的分析。文章第一部分交代了本次调研的背景、意义以及调研经过和方法;第二部分探讨了该制度在B市的具体运行情况;第三部分通过对调研具体情况的整理分析,总结了出审查逮捕听证制度在B市过程中,存在着参与主体合理性、案件的适用范围、听证专家库的建设具有局限性、具体操作流程不规范等等问题,并对以上问题开展了相应论述。第四部分通过对相关问题的深入剖析,笔者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提出了关于主体设计、规范案件适用范围、完善操作流程、细化听证审查内容、增加评估机制和救济措施六个方面的建议,以期能够服务于审查逮捕听证制度在B市的运行。

关键词：审查逮捕听证制度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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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贾冬晴辽宁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逮捕是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其通过法定程序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实现追诉犯罪的目的。审查逮捕理应具有较强的司法属性,但现行采取的书面、单方、封闭的类行政化审查方式中,犯... 详细信息

逮捕是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严厉的一种,其通过法定程序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实现追诉犯罪的目的。审查逮捕理应具有较强的司法属性,但现行采取的书面、单方、封闭的类行政化审查方式中,犯罪嫌疑人及辩护律师难以实质性参与导致信息来源单向、外部监督和司法救济缺位,导致逮捕率居高不下招致诸多批评。自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我国逮捕率明显下降,但与域外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偏高,错捕、滥捕情况尚未根绝。为此,学界掀起了审查逮捕诉讼化改革,主张建立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在新一轮司法改革浪潮的推动下,最高人民检察院亦开展了逮捕听证程序的构建与探索。应当说,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在提高审查逮捕的透明度以及公正性、实现少捕慎押和检务公开、保障逮捕决定的质量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关于逮捕社会危险性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4条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可以采取类似于听证的方式进行;2016年在《“十三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亦要求,围绕审查逮捕向司法审查转型,探索建立诉讼式审查机制。在此基础上各地陆续开展了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试点,为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构建积累了实践经验,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2021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回应了试点期间出现的部分争议,但程序启动、听证效果与主体参与等问题仍未得到较好的解决。在审查逮捕诉讼化改革中,如何进一步完善逮捕听证程序,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司法实践的道路,实现程序功能发挥的最大化,是当下应当关注的重点问题。具言之,首先进一步细化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启动中“有必要”的判断依据和标准,放弃以案件类型和影响性为标准的简单做法,而改换为以案件的社会危险性为核心,同时还要保障听证程序的启动。其次,从加强侦查人员对参与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重视与辩护方权利保障两方面入手,平衡侦辩力量以充分发挥听证程序效果。最后,基于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程序性价值,应要求决定作出的当场性与独立性,并以司法责任制改革为契机,将逮捕审查主体与决定主体合一。总之,唯有通过以上程序方面的完善,解决目前存在的一系列不足之处,逮捕听证程序才能真正在司法实践中贯彻落实,与已有的刑事司法制度与程序更加契合,如此方可成为逮捕诉讼化改革的“助推器”,加快法治中国的建设步伐。

关键词：审查逮捕诉讼化听证程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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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实证研究

审查逮捕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实证研究

作者：李敏西南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除了担负保障实体法实施的重任以外,还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追求,其中之一便是保障人权。与刑事实体法人权保障不同,刑事诉讼法偏重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恰恰体现了这种价值。美国人首先将... 详细信息

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除了担负保障实体法实施的重任以外,还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追求,其中之一便是保障人权。与刑事实体法人权保障不同,刑事诉讼法偏重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恰恰体现了这种价值。美国人首先将证据的可采性与被追诉人的人权保障结合起来,后经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完善,排除规则渐趋成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功能原理在于通过使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丧失证据能力来消灭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所获得的利益,从而使无利可图的侦查机关放弃违法取证的企图。我国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就已经对非法取证行为作了否定性的评价,后经两次刑诉法修改,这一立场从未改变。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我国系统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早先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国家相比,我国除了在审判阶段赋予法官排除非法证据的权力外,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也成为排除非法证据的主体。侦查机关作为收集非法证据的“嫌疑人”,其主动排除非法证据的可能性有待考察,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在侦查阶段主要负责审查批准逮捕工作,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这一阶段的适用状况,确有研究的必要。逮捕是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为了保障逮捕的准确适用,检察机关应当对逮捕的条件进行慎重的判断。在逮捕的诸多条件中,证据条件居于基础地位,故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查逮捕阶段的准确应用成为检察机关正确适用逮捕的关键。同时,借助排除规则,审查逮捕程序可以作为庭审的前置程序,对证据预先加以判断,从而间接保证庭审的公正性,而所有的一切都将会为保护被追诉者的人权服务。除此之外,审查逮捕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工作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冤案的发生,保证案件事实的及早发现。为了探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查逮捕中的运行状况,笔者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我国,重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在所有的被追诉者所占的比例较低,所以客观上决定了侦查机关迫于办案压力而违法取证的情形不会很多,相应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案例也不会在多数。虽然如此,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混同还是影响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同时,重复供述和派生证据的存在削弱了排除规则对侦查机关可能起到的震慑效果。在审查逮捕阶段,以侦查机关为主导的带有明显追诉倾向的检警关系使检察机关缺乏主动排除非法证据的动力,而获知非法证据渠道的有限性更加不利于犯罪嫌疑人借助排除规则为自由而抗争。为了保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审查逮捕阶段顺利适用,笔者建议应从厘清非法证据的界限入手,合理界定非法证据与相关概念,防止法律文本的粗疏造成实务部门向周边概念“逃逸”。其次,消除检察机关的角色冲突,使之对逮捕活动中的证据问题进行独立的判断。最后,应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强化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从而保证辩方在审查逮捕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检察机关审查逮捕非法证据排除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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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玲玉辽宁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近年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改变,轻罪犯罪率上升、重罪犯罪率下降,诈骗等非暴力性犯罪增加、与人身相关的暴力性犯罪减少。在此背景下,降低逮捕率势在必行。审查逮捕听证程序作为审查逮捕诉讼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顺应时代潮流、贯彻落实... 详细信息

近年来,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改变,轻罪犯罪率上升、重罪犯罪率下降,诈骗等非暴力性犯罪增加、与人身相关的暴力性犯罪减少。在此背景下,降低逮捕率势在必行。审查逮捕听证程序作为审查逮捕诉讼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顺应时代潮流、贯彻落实“少捕慎押慎诉”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举措。审查逮捕听证是指检察机关在受理侦查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后,在承办检察官主持下,侦辩双方在场参与并就案件事实进行陈述、质证、辩论,检察官做出逮捕与否决定的活动。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对于保障审查逮捕质量、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提升批捕结果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切实降低逮捕率,确保有必要才逮捕,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我国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尚处于起步阶段,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针对当前审查逮捕听证程序中存在的听证案件范围规定不合理、告知义务规定不明、听证程序设计不足、律师参与有限、证明体系不完善以及听证员意见中立性、参考性不足等问题,通过借鉴域外代表性国家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有益经验,并结合我国司法的具体实践,完善我国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具体包括:通过进一步细化审查逮捕听证案件的范围,明确逮捕条件中的实体条件不属于审查范围,切实保障听证制度功能的发挥;通过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就案件进入审查逮捕阶段、犯罪嫌疑人享有申请听证权利的告知义务,保障犯罪嫌疑人有启动听证程序的可能,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知情权、辩护权;通过引入“对抗式”听证模式以及扩大申请听证的主体范围,加强对于听证环节各方当事人的平等保护,使审查逮捕听证程序更加公正;通过赋予律师一定限度的阅卷权以及在审查逮捕阶段引入值班律师,保障律师的参与,增强犯罪嫌疑人一方辩护能力;通过保障听证员意见中立性以及参考性,保障听证程序价值发挥。

关键词：审查逮捕听证权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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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程序之完善

中国刑事法杂志 2010年第2期 91-97页

作者：康诚张国轩江西省人民检察院

审查逮捕实践中,由于诉讼价值目标发生偏移、执法理念出现偏差、逮捕条件难以操作以及司法机制存在缺陷等原因,造成当前以捕代侦普遍化、批延程序形同虚设、逮捕条件掌握失范等。完善逮捕决定程序,需要从认识层面进行价值纠偏与理念重塑... 详细信息

审查逮捕实践中,由于诉讼价值目标发生偏移、执法理念出现偏差、逮捕条件难以操作以及司法机制存在缺陷等原因,造成当前以捕代侦普遍化、批延程序形同虚设、逮捕条件掌握失范等。完善逮捕决定程序,需要从认识层面进行价值纠偏与理念重塑,从立法层面对逮捕条件的内涵进行准确解析并对审查逮捕的规则予以细化,从司法层面进行制度建构和探索完善相关机制。

关键词：审查逮捕逮捕说理业务考评跟踪帮教监督机制案件分类办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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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逮捕阶段另案处理专项监督实证分析

人民检察 2012年第4期 58-60页

作者：孙先锋天津铁路运输检察院

审查逮捕阶段的另案处理，是指侦查机关基于行为人未到案、转行政处理、管辖等原因，对该行为人不同案提请逮捕而采取的处理方法。近年来，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监督的视野越来越宽，对侦查机关另案处理的监督逐渐纳入检察... 详细信息

审查逮捕阶段的另案处理，是指侦查机关基于行为人未到案、转行政处理、管辖等原因，对该行为人不同案提请逮捕而采取的处理方法。近年来，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力度不断加大，监督的视野越来越宽，对侦查机关另案处理的监督逐渐纳入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工作范畴。但由于另案处理的法律含义、规范适用及监督机制，法律及司法解释等均未有明确规定，导致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存在适用另案处理不当的现象。

关键词：诉讼监督审查逮捕实证分析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法律含义行政处理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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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逮捕证明标准完善构想

审查逮捕证明标准完善构想

作者：吴劲松贵州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审查逮捕作为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统一行使的重要法律监督权,审查逮捕的证明标准直接关系到逮捕能否正确适用。现行“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审查逮捕证明标准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反... 详细信息

逮捕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审查逮捕作为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检察院统一行使的重要法律监督权,审查逮捕的证明标准直接关系到逮捕能否正确适用。现行“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审查逮捕证明标准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反映出诸多问题,2003年,全国人大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列入“五年规划”。笔者结合多年工作实践,参见相关理论研究,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证明标准从理论、立法到实践操作性进行了分析,提出审查逮捕的证明标准应规定为“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实施犯罪的重大嫌疑”: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有实施该犯罪事实的重大嫌疑;证明犯罪嫌疑人有实施该犯罪事实的重大嫌疑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重大嫌疑是指基本犯罪事实清楚,基本犯罪证据确实,基本犯罪指向明确,相信犯罪系犯罪嫌疑人所为。该标准首先是突出了证明标准针对的是“有实施犯罪的重大嫌疑”而不是“有犯罪事实”,强调了审查逮捕的证明标准应立足于“犯罪重大嫌疑”而不是“犯罪事实”,更加符合“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不仅能够实现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的主客观相统一的证明标准要求,实现证明标准的确定性和统一性,也利于在今后的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构建和完善层次性的证明标准立法体系,为审查逮捕找到一个便于操作、切实可行的具体标准,最终实现逮捕证明标准的国际接轨。

关键词：逮捕审查逮捕证明标准缺陷分析完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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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鹏辉浙江财经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保障诉讼程序顺利进行和防范社会危险为目的的审前羁押措施长时间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域外国家普遍采用司法审查模式。我国逮捕与羁押合一,主要由检察机关进行审查和批准。对于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我国长期采用书面化、封闭化的审查模式,违... 详细信息

保障诉讼程序顺利进行和防范社会危险为目的的审前羁押措施长时间剥夺公民人身自由,域外国家普遍采用司法审查模式。我国逮捕与羁押合一,主要由检察机关进行审查和批准。对于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我国长期采用书面化、封闭化的审查模式,违反诉讼原理,极易衍生“以捕代侦”和“够罪即捕”等一系列侵害公民权利的消极现象。为提高逮捕准确性,充分保障公民权利,我国于21世纪初启动审查逮捕程序改革,历经“阅卷加讯问”模式,最终建立较为系统、全面的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设定源自于权利保障原则的本质要求,在作出有罪判决前要重视和保护公民人身自由权。权利保障原则又具体表现为自然正义原则和权力监督原则。自然正义原则要求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在整体设计上符合控、辩双方进行质证和辩论,裁方综合双方意见居中作出逮捕与否决定的形式。权力监督原则要求对审查逮捕听证程序进行多方面、全方位监督,确保其正确实施。作为权利保障原则附属的效率原则要求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在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前提下兼顾程序的可实现性及效益性。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受案范围狭窄、案件适用错误、采用职权主义启动模式,致其非常态化运行,与权利保障原则本质要求不符。其次,审查逮捕听证程序诉讼化程度不高,听证程序主持人为检察机关人员,缺乏中立性;听证程序中犯罪嫌疑人参与程度不足,审查模式不具有对抗性,与自然正义原则要求不符。再者,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缺乏监督,内部监督未落实处、外部监督瞬间终止且始终未赋予犯罪嫌疑人对逮捕决定的救济权。最后,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配套制度也不够完善。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诱因可从四个方面分析。第一,提请批捕案件数量多、承办案件检察官数量少和逮捕审查时间紧迫,造成审查逮捕听证程序非常态化运行和诉讼化程度低等问题。第二,侦查不公开原则的限制下,程序制定者终止了听证程序过程和内容的公开,削弱了外部监督。第三,听证长期效益难以直观体现的特点影响下,维持社会稳定和打击犯罪需求不断加大背景下,程序制定者忽视了听证程序的长期效益,从而抑制程序启动、降低了诉讼化程度。第四,检警工作协调机制的现实困境下,程序制定者希望先维持低诉讼化程度以保障检警工作平稳过渡。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完善建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扩大受案范围至所有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并采用强制启动模式,使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常态化运行。其次,提高听证程序诉讼化程度,包括强化听证员意见效力、提高犯罪嫌疑人的参与程度和增强听证程序的对抗性。再者,加强对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监督,包括增强检察机关内部业务监督、采取有限公开和延迟公开并行的模式、赋予犯罪嫌疑人对逮捕决定的救济权。最后,完善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配套制度。

关键词：审查逮捕听证程序权利保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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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柳湘潭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审查逮捕作为人民检察院一项重要法律职能,核心在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但长期以来,审查逮捕程序在运行时出现了功能异化、封闭化及行政化等问题。这导致了实践中不当逮捕、错捕等现象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近年来... 详细信息

审查逮捕作为人民检察院一项重要法律职能,核心在于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但长期以来,审查逮捕程序在运行时出现了功能异化、封闭化及行政化等问题。这导致了实践中不当逮捕、错捕等现象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了一些冤假错案。近年来《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审查逮捕程序作出调整,增加了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审查社会危害性应包含的因素等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运行情况仍不尽人意。基于此,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构建是实现审查逮捕程序价值的必然选择,即由人民检察院居中裁判,以听证的方式进行审查,让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侦查人员、被害人等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员充分参与进来并陈述意见。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构建符合我国司法现状及国际立法趋势,对发挥程序价值,保证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实现公平正义具有重大意义。除引言和结语外,全文包含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概述。在借鉴其他学者定义的基础上,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可被界定为:在审查逮捕阶段,人民检察院就案件的争议事项,听取诉讼参与人的意见,作出最终处理决定的程序。听证最早源于司法领域,目前广泛运用于行政领域。为解决现行审查逮捕程序运行中的问题,学者们提出引入听证程序。审查逮捕听证程序有其独特性,构建时需要遵循四个基本原则,即诉讼权利保障原则、程序参与原则、检察官客观中立原则及程序分流原则。第二部分是审查逮捕听证程序构建的必要性。在司法实践中,以往的审查逮捕程序偏离了制度目的,而异化为侦查及公诉的手段。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则要将偏离轨道的制度拉向正轨,回归保障刑事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初衷。审查逮捕听证程序打破以往封闭的审查方式,由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各方参与进行审查。这种听证的方式有利于检察人员全面听取各方意见作出决定,从而提升案件审查质量。以往的审查逮捕程序在批捕时遵循三级审批模式,即审者不定,定者不审。这种行政化模式带来检察人员责任意识淡薄、案件审查质量难以保障等问题。而审查逮捕听证程序规定了由具有批捕权的检察人员亲自参与到听证中,贯彻了司法亲历性原则,且落实了司法责任制。审查逮捕阶段,受到立法不明确及程序封闭等因素的影响,辩护律师难以有效的参与到审查逮捕程序中。这就导致犯罪嫌疑人得到的帮助有限,可能质疑程序的不公平性。而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参与,使犯罪嫌疑人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从而坦然接受程序的最终结果。现行“捕诉合一”的改革可能会带来人民检察院内部监督被削弱、逮捕追诉化倾向严重等问题。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强调各方参与及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行使,可规避“捕诉合一”可能带来的风险,以外部监督的方式督促检察人员依法审查。第三部分是审查逮捕听证程序构建的可行性。《刑事诉讼法》、《律师法》及相关的法律文件为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运行提供了制度基础。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构建,一方面符合新一轮司法改革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即刑事诉讼活动中保障犯罪嫌疑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与权,且人民检察院要全面审查案件,由以往封闭的行政审批模式向司法审查转型;另一方面也是落实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重要一环。各地人民检察院纷纷进行了相关试点工作,并出台了文件以供参考。其实践探索为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对审前羁押进行听证式的司法审查是当今世界多数国家及地区的通行做法,如英国、美国、法国等。其完善的制度为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构建提供了国际经验。第四部分是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构建。在综合其他学者意见的基础上,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案件范围主要界定为五种情形包括刑事和解、重大疑难、特殊主体、存在争议及其他有必要审查的案件。程序参与主体包括检察官、侦查人员、犯罪嫌疑人及辩护律师、被害人及代理人、其他诉讼参与人等。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逮捕听证中会着重探讨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羁押必要性、侦查人员行为的合法性及其他有必要或有争议的事项。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及辩护律师有权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启动听证程序,且人民检察院可依职权主动启动。依据案件不同,审查逮捕听证程序分为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普通程序分为三个阶段,简易程序可依据案件具体情况进行简化。审查逮捕听证程序所得出的结果应为人民检察院作出最终决策的重要参考。犯罪嫌疑人及辩护律师对人民检察院作出的批捕决定不服时,可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基于司法资源和效率的综合考量,犯罪嫌疑人不能二次申诉。为保证审查逮捕听证程序的良好运行,其配套机制包括权利告知措施、远程讯问系统及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应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听证审查逮捕程序参与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