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2014年起积极推动了本轮全球新能源革命,这既是中国自身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其在全球舞台上承担大国责任的义务所在,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基于中国国情和全球格局、能兼顾国内和国际的制度框架。我们注意到,积累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 of Accumulation,SSA)理论是西方左翼经济学派的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场的长周期理论,该理论既能诠释历史又能落实当下,既有国内层面也有国际层面,既具有基本原理也对中国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本文的考察对象是“能源革命”,主要是两次革命,即“石油革命”和“新能源革命”。在SSA视野下对前者进行历史考察,进而对中国在后者进程中所应当体现出的经济转型(对内)和大国担当(对外),作出制度安排方面的研究探索。首先,本文从SSA理论研究着手,提出使用“经济过程”代替“资本积累”,前者反映是经济增长,且其稳态是经济平稳增长,而非稳态是经济长期波动下的经济危机或者经济波动不大的经济结构调整,优于后者的“积累”概念。经济过程总是以连续性为常态,但SSA却常能体现人为创设性,在关键点非连续。由于旧经济过程的内在不可持续性,使得经济过程先发生变化,并由支撑该经济过程SSA的“体征性”指标显示出来,这将加速经济过程走向崩溃,从而发生长波的“下降期”,最终的新经济过程将由一套新的SSA支撑。但此时政府若能设置出一种“过渡性SSA”,则能削弱下降期的强度和长度。其次,从SSA、能源革命和经济长波三者的关系,我们又可以推导出以下规律:第一,“能源革命→生产力→科技创新→经济大周期”的逻辑是通畅的,而且这是主要力量,也就是资本主义世界50年大周期的主逻辑,即生产力本身的逻辑。第二,除了生产力逻辑,还有一条影响上述进程的长波下降期发生长短和发生强弱的逻辑,是生产关系逻辑,也是一条次逻辑。第三,旧有经济过程自然不能由旧的SSA支撑,但此时政府的决策(具体来说就是能否创设一种过渡性SSA来衔接新旧稳态性经济过程)正是影响下降期表现的关键。第四,这种过渡性SSA的所谓“成功”,就是拖延了下降期,非稳态的经济过程虽然仍是下降,但也可以理解成一种经济转型;所谓过渡性SSA“失败”,就是加速了下降期,呈现出经济危机。再次,我们基于历次创新、经济长波和能源革命的经验研究,认为能源革命往往推动了经济周期和创新周期结束“下降期”,其机制有以下两条:一是新的能源推动产生一种新的当量更大(也就是瓦数更大)原动力(prime mover),而新的原动力本身可以代表一种生产力的进步;二是就能源来说,其要得到广泛应用,必须要求产生一种新技术来开采(或驾驭)、运输和储存它们,而这种技术的诞生往往表示这个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科技创新周期。进一步,本文建立以FSSA(SSA的金融方面)为主体,ISSA(SSA的国际方面)和DSSA(SSA的国内方面)为辅助的立体性SSA框架,专门考察1973-1982年这段夹在战后管制型SSA和新自由主义SSA这两段稳态性经济过程SSA之间的过渡性质的SSA体系,充分验证了上述推导的理论:第一,这种过渡性,一方面体现出同旧有经济过程新特征相适应的特点,另一方面非稳态经济过程中的SSA本身是稳定的,因此才会保留一部分关键特点到下一稳态经济过程中作为其SSA。第二,在ISSA方面,美国的能源外交表现为交好石油出口国积极回流“石油美元”和“军火美元”,而对昔日盟友及战后一手打造起来的国际组织表示出消极情绪,这导致日后国际组织的失效。第三,在DSSA方面,联邦政府内部对这段过渡性SSA的分歧加剧,但也正是通过对这些分歧的讨论,加快了后来走向新自由主义道路的统一思想进程。制度失衡在金融市场上表现为直接打开在岸市场的不适应,在实体经济上表现为牺牲了部分国内能源产能。最后,本文给出一个中国推动本轮新能源革命的“中国积累的社会结构”(Chinese Social Structures of Accumulation,CSSA)框架。在双碳目标的约束下,“四个中心”的能源革命内容体现出递进性:能源供需革命的关键是技术,技术的关键是投资,投资的关键是以CFSSA和CISSA建立相关市场,并以CDSSA来辅助。具体的政策建议为:第一,在现有碳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建立更加广泛的投资者基础;第二,依托国家信用、以开放性金融为蓝本,建立“绿色特别国债市场”,极大地增加绿色投资规模;第三,开放上述碳交易市场,实现国际主要碳交易平台的互联互通,也实现绿色特别国债市场国际化,进而回流境外人民币,助力货币国际循环;第四,中国要加大“南南合作”框架下向发展中国家支援清洁能源技术的力度。第五,除了补贴和投资以外,为了减少新能源革命对实体经济的过猛冲击,还应准备一个“过渡性安排”的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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