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免疫治疗已成为继肿瘤手术、放疗和化疗同等重要的第四种肿瘤治疗模式。基于对肿瘤生物学和免疫学原则的不断深入研究，提高抗肿瘤细胞免疫功能、消除肿瘤细胞对免疫细胞抑制性因素，已发展为免疫治疗的重要策略。细胞程序性死亡－1（ Programmed Death 1，PD－1）是近年来发现的负性刺激分子之一，为Ⅰ型跨膜糖蛋白，分子大小为55 kD，属于CD28型家族，作为抑制分子表达于活化的T细胞和B细胞表面。肿瘤细胞表面表达和分泌细胞程序性死亡配体－1（ Programmed Death 1 Ligand， PD－L1），PD－L1与肿瘤浸润淋巴细胞表面的PD－1分子结合后，会抑制T、B淋巴细胞的活性，是肿瘤细胞逃避机体免疫的主要原因之一［1］。因此在肿瘤免疫治疗中，基于PD－1为靶点的免疫治疗药物成为研发的热点。现就PD－1／PD－L1通路在免疫调节中的作用及其在免疫治疗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晚期胃癌治疗方法有限,预后较差。2017年,针对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 PD-1)和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 PD-L1)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获批用于晚期胃癌治疗,提示胃癌免疫治疗时代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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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胃癌治疗方法有限,预后较差。2017年,针对程序性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 PD-1)和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 PD-L1)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获批用于晚期胃癌治疗,提示胃癌免疫治疗时代已经到来。然而,相对于肺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尚未获批用于胃癌一、二线治疗。目前,大量胃癌免疫治疗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其模式还在进一步优化,包括免疫联合化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其他免疫治疗及新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等,同时寻找合适的肿瘤标志物,筛选优势人群用于胃癌精准免疫治疗。本文着重讨论晚期胃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临床研究最新进展。
目的探讨早期宫颈鳞癌组织中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和脱嘌呤/脱嘧啶内切核酸酶1(apurinic/apyrimidinic endonuclease1,APE1)的表达与临床特征及预后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IHC)检测PD-L1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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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早期宫颈鳞癌组织中程序性死亡配体-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PD-L1)和脱嘌呤/脱嘧啶内切核酸酶1(apurinic/apyrimidinic endonuclease1,APE1)的表达与临床特征及预后的关系。方法采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IHC)检测PD-L1和APE1蛋白在64例早期宫颈鳞癌组织中的表达,分析PD-L1、APE1表达以及两者共表达与早期宫颈癌临床特征的关系;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分析检测APE1与PD-L1表达的相关性,Kaplan-Meier法分析早期宫颈鳞癌患者中APE1与PD-L1的表达与术后生存的关系,Cox回归模型分析早期宫颈鳞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结果早期宫颈癌患者APE1和PD-L1蛋白表达阳性率分别为70.31%和67.18%。PD-L1的表达与分期、淋巴结转移有显著相关性(P<0.05),而APE1的表达仅与淋巴结转移密切相关(P=0.038)。另外,APE1与PD-L1的表达正相关(r2=0.347,P=0.005),且两者共表达与淋巴结转移相关,其术后生存期比单一阳性表达的宫颈癌患者明显缩短(P<0.05)。多因素COX回归模型结果显示,APE1的表达和淋巴结转移是影响早期宫颈鳞癌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危险度分别为16.187(P=0.01)和27.340(P<0.001)。结论PD-L1和APE1表达的联合检测对早期宫颈鳞癌预后评估具有潜在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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