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翻译实践中，笔者感受到翻译是一个超越文字层面的错综复杂的问题，涉及到出版商、目标市场、读者预期、原作者、原文语言、原文背景文化、译入语社会背景、文化背景等各方面的利益。尤其本次翻译实践完成的中文版图书被出版社定位为通俗读物，与原书和原作者的定位有所差别，更需要译者在翻译中发挥主体性。多方利益的实现只有在译者的综合权衡下才有可能达成，因此，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甚至起到“中心”作用，这就是译者的主体性。国内学者对译者主体性的定位也认为，译者主体性体现在译者同翻译活动中其他对象的互动关系中，是一种从宏观角度对翻译活动的审视。本文中，笔者谨以The Secret Language of Relationships—Your Complete Personology Guide to Any Relationship with Anyone一书的部分翻译为例，论述笔者作为译者如何发挥主体性考虑各方利益、并依据各方利益的引导制定合适的翻译策略、最终将翻译策略贯彻到翻译实践中去。
文学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与价值观,是国家历史传统与当代形象的重要载体。学术界热议的中国文学“走出去”话题,归根结底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文学作品的外译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有重要作用,但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因素是翻译的难题,如何协调作者和读者以及原作与译作也是译者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关注的重点从语言层面转变到文化层面。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意识到: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也是一种跨文化行为。在这样的背景下,翻译主体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译者主体性问题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长恨歌》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王安忆的代表作,于2000年获得我国文坛茅盾文学奖。英文版The Song of Everlasting Sorrow:A Novel of Shanghai由美国汉学家白睿文和学者陈毓贤合译,2008年在美出版后吸引了主流媒体和评论家的关注,曾获得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最佳翻译奖以及布克奖荣誉提名。经查阅文献发现,针对《长恨歌》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相关研究寥寥,因此本文从译者的能动性、受动性和为我性三个方面结合《长恨歌》英译本译例进行分析,详细探究译者是如何发挥其能动性作用,克服翻译活动中的受动性,以及根据翻译目的差异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及方法。通过案例分析,本文研究发现:第一,译者总体上较多地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在其策略下直译和音译是译者常用到的翻译方法,原作中的许多异质文化信息得以保留。第二,《长恨歌》原作包含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在异化策略无法解决文化背景差异的问题时,译者根据具体语境发挥其能动性,努力缩小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差异。鉴于某些不可改变的客观因素以及翻译目的,译者适时地调整翻译策略和方法,使得最终译文既符合目的语习惯,也传递出背后的文化信息。本研究为《长恨歌》英译提供了新的解读方式,原作的文学风格及内容较为完整地呈现在译作中,使得目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感受到中国的特色文化,实现了中国文学作品外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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