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近两年大量的纵向研究和元分析表明,儿童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会影响其心理健康、学业水平、睡眠质量及生活质量。基础和临床研究者基于传统的干预视角,提供了一些治疗建议和干预方案。但近年来,随着精神疾病网络理论和相应的网络分析方法的发展,一些研究者开始从网络视角探索儿童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症状之间的关系,并提出对网络中重要核心症状进行干预将更加有利于促进儿童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治疗。尽管以往研究基于网络视角提出了儿童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核心症状,但是均基于横断数据,难以得出因果推论。此外,横断数据下的网络视角通常无法区分被试间和被试内变异,难以做出正确的统计推论。方法:为此,本研究对3,377名儿童青少年(M=1735, M=12.27±2.27)进行三年追踪研究,使用图形向量自回归模型（GVAR）对数据进行网络模型拟合,以探索问题性手机使用症状（教育/关系损害、戒断反应、沉迷、注意偏差、情绪缓解、失控、失去兴趣、陷入循环）的被试内时间变化网络、被试内同时性网络和被试间网络,并计算各个网络的中心性。结果:时间变化网络中,陷入循环可以预测下一年的其余7个症状（b=0.04 to 0.16, p <0.05）,自我控制可以预测下一年的教育/关系损害（b=0.04, p <0.05）和陷入循环（b=0.04, p <0.05）,其余症状不存在相互预测效应;同时性网络中,各个症状之间连接紧密,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partial r=0.05 to 0.29, p <0.05）,核心症状是陷入循环和失控;被试间网络中,网络整体十分稀疏,教育/关系损害与戒断反应存在较高的负相关（partial r=-0.42, p <0.05）。结论和讨论:儿童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的核心症状是陷入循环和自我控制,未来的干预手段中融入对陷入循环和自我控制能力的干预,或许更能够更加有效。但是,被试间教育/社会关系损害与戒断反应的负向关系进一步证实中小学生手机管理政策及家庭教育对学生手机使用的干预或许有利于减少学生手机使用的沉迷性,这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潜在的科学基础。另外,被试间稀疏的网络表明问题性手机使用的个体差异较大,未来干预治疗应该更加注重制定个性化的干预方案。
大量研究指出消极的教养方式在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为负面的作用。父母拒绝会增加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风险,例如网络成瘾、物质使用。但是少有研究探讨父母拒绝与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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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研究指出消极的教养方式在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为负面的作用。父母拒绝会增加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的风险,例如网络成瘾、物质使用。但是少有研究探讨父母拒绝与青少年问题性手机使用(Problematic Mobile Phone Use, PMPU)的关系及其潜在机制。根据压力应对理论的观点,父母拒绝作为一种压力性事件可以引发青少年消极的应对方式,例如PMPU。因此,本研究考察了父母拒绝对青少年PMPU的影响,同时考察了青少年学校参与在其中的中介作用,以及该过程是否受到青少年冲动性的调节。本研究采用问卷法对广东省两所初级中学的787名初一学生(男生484人,女生303人,平均年龄12.26岁,标准差为0.51)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ES)后,父母拒绝仍可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PMPU;(2)父母拒绝不仅可以直接正向预测青少年PMPU,还可以通过影响学校参与进而间接预测青少年PMPU;(3)冲动性调节中介模型的前半段(父母拒绝→学校参与),但仅在高冲动组调节显著。对于冲动性水平高的青少年,父母拒绝会显著降低青少年的学校参与,而对冲动性水平较低的青少年,父母拒绝对学校参与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说,高水平的冲动性放大了父母拒绝对青少年学校参与的不良影响;(4)冲动性调节中介模型的后半段(学校参与→PMPU),同样仅在高冲动组调节显著。对于冲动性水平高的青少年,低学校参与会显著降低青少年PMPU,而对冲动性水平较低的青少年,学校参与对PMPU的影响不显著。也即高水平的冲动性放大了低学校参与对青少年PMPU的风险效应。研究结果提示我们,不仅可以通过降低父母拒绝的水平,还可以通过提升青少年的学校参与来实现对青少年PMPU的预防和干预。与此同时,还应该关注那些冲动性水平较高的青少年,通过降低他们本身的冲动性(如提高自我控制能力)以缓冲高水平的父母拒绝和低水平的学校参与对青少年PMPU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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