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经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生育水平由高到低的下降过程,也就是生育转变。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世界整体的生育率水平在经历了上世纪50、60年代的高位徘徊后,便进入了持续的下降过程之中,总和生育率从1960年的5.0下降到2020年的2.4,下降幅度达50%。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对人口转型动因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生育政策等影响因素。本文发现大多研究是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进行的,但本文注意到世界经历生育转变的同时,伴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不断加深。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世界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世界贸易获得了空前的高速增长,按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额从1995年的6.44万亿美元增长为2018年的25.27万亿美元,商品和服务进口额从1995年的6.31万亿美元增长为2018年的24.75万亿美元。梳理现有文献发现,从全球化视角研究生育率变动的研究还很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研究贸易开放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另一类则关注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研究女性的就业状况和社会地位变化对其生育选择的影响。目前的实证研究大多针对单个国家或者特定地区,未取得一致的结论,且缺乏贸易开放对生育率的影响机制的讨论。本文基于经典的孩子成本——效用理论和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从理论上分析了贸易开放对生育率的可能的影响机制。第一,现有研究发现贸易开放能提高女性劳动参与,而女性就业情况的改善能够增加女性劳动收入,提高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从而对生育率产生影响。第二,总结现有研究,贸易开放能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父母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越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更高的工资,生育的机会成本越高。人力资本提升的主要途径是学校教育,增加受教育年限会推迟初婚和初育年龄,从而影响生育率。人力资本投资的未来预期报酬的增加,也会促使家庭加大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引起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三是现有研究一致认为儿童死亡率是影响生育率的直接原因,而国际贸易能够带来更好的医疗技术、医疗设备和药品,促使国家加大公共卫生投入进行公共卫生干预,避免儿童死于可预防传染病,对儿童健康产生正向影响,降低家庭为了保证孩子存活率选择多生的生育动机。使用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和Penn World Table中的数据,本文构建了1960-2018年113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贸易开放对生育率的影响。实证结果如下:第一,贸易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是导致世界生育率不断下降的重要原因。无论是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解释变量还是改变样本范围,都没有改变这一结论。本文创新性地将各国的初始贸易开放度与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年数的交叉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这一结论依然稳健。同时,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也能够显著促进生育率的下降。第二,本文基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理区域、不同要素禀赋进行分组分析,考察贸易开放对生育率的异质性影响。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升,收入的提高既增强了家庭承担生育、培养多个孩子的能力,又提高了生育的机会成本,两种效应对生育率的影响是相反的,因此对外贸易对生育率的影响最终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回归结果显示,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较低收入(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以及劳动密集型国家的生育率,机会成本增加的负向效应超过了收入增加对提高抚养能力的正向效应,对较高收入国家(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则作用相反。东亚和太平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的贸易开放显著抑制了本区域的生育率,欧洲和中亚、中东和北非、南亚地区的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本区域的生育率。第三,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理论机制进行检验。回归结果显示:贸易开放能够通过提高女性劳动力在第二产业就业的比重、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儿童健康水平这三条路径对生育率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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