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所属的科学技术领域：代谢性疾病。
主要内容：1型糖尿病(T1D)是免疫系统过度活化，进而损伤胰岛β细胞分泌功能的自身免疫性代谢性疾病。相较于2型糖尿病(T2D)，T1D好发于青少年时期、疾病危险程度更高，导致其临床预防及治疗手段严重匮乏。近几十年，在中国民众遗传背景无显著改变的条件下，T1D病例增速却位居世界第二。该增速无法用传统的遗传易感基因理论进行合理解释，环境因素如何干预T1D的发生、发展成为该领域研究的难题。
该项目团队率先将“表观遗传是连接环境因素与遗传易感基因的桥梁”这一观念引入T1D领域，开辟了T1D研究的新方向，并于近20年时间内，在①蛋白SUMO化修饰及②DNA的甲基化修饰2个层面阐明了环境因素如何调控遗传易感性的新机制，从而推动了代谢性疾病如今如火如荼的后基因组时代研究。
该项目的主要科学发现包括：
1、率先发现SUMO化是胰岛β细胞维持其抗应激能力，保持胰岛素分泌功能的关键。系列研究成果分别发表于国际顶级刊物Nature Genetics和糖尿病领域顶刊Diabetologia杂志，Diabetologia杂志特别邀请加拿大Alberta大学糖尿病研究所主任Patrick MacDonald教授发表同期评述“A post-translational balancing act：the good and the bad of SUMOylation inpancreatic islets”，高度认可了课题组的创新成果。杜克大学医学中心Jonathan E Campbell和Christopher B Newgard教授在Nat Rev Mol Cell Biol(IF：113.9)撰文，再次肯定了课题组的发现，强调了SUMO化修饰调控β细胞胰岛素分泌的重要作用。
2、阐明SUMO化是抑制固有免疫及适应性免疫过度应答，缓解T1D的新机制。南方医科大学宾建平教授、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贾素洁教授高度肯定并再次确证了研究结果;马什哈德医学大学Sahebkar教授评价道：“SUMO化修饰在1型糖尿病中发挥关键性调控作用，是一种新的1型糖尿病的调控机制”。
3、发现DNA甲基化修饰是表观遗传调控T1D另一重要方式，提出了中国特发性T1D分型新观点。
圣地亚哥综合医院Crujeiras教授、匹兹堡大学医学院首席研究员Dario Vignali教授等业界权威专家多次引用课题组的文章，肯定了“DNA甲基化是通过调节基因表达介导基因组环境效应的重要因素，从而影响疾病的表型和发展”。
项目组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普遍关注和引证，获得了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海外合作研究项目资助。系列成果已发表高水平论文100余篇，总引用次数3000余次，包括Nat Rev Mol Cell Biol(IF：113)、Diabetes(IF：9.3)、Hepatology
(IF：17.3)、Journal of Autoimmunity(IF：14.5)、Molecular Therapy(IF：12.9)等顶级期刊，极大推动了T1D领域的研究进展。项目组成员受邀在国内外顶级专业学术会议如美国糖尿病免疫学会大会、欧洲糖尿病大会、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会会议等进行近百次成果宣讲，奠定了项目组在领域内的学术地位。
背景与目的: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占所有恶性肿瘤的第一位,其中接近80%为非小细胞肺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确诊时80%以上是中晚期肺癌,其5年生存率仅为19.8%。靶向治疗是晚期NSCLC精准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测序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多种NSCLC驱动基因的发现,驱动基因阳性的患者可以使用相应的靶向药物治疗。其中间变淋巴瘤激酶（anaplastic lymphoma kinase,ALK）是晚期NSCLC中一种常见驱动基因,棘皮动物微管相关蛋白4（echinoderm microtubule-associated protein-like 4,EML4）为最常见的ALK融合伴侣。克唑替尼（Crizotinib）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的第一种ALK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可显著延长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 free survival,PFS）和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但不同患者接受Crizotinib治疗后的疗效存在较大的差异,哪些分子机制导致了疗效的异质性,目前尚未明确。数项研究报道了ALK不同融合变体与Crizotinib临床疗效的相关性,但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110例ALK阳性患者不同融合变体在中国NSCLC人群中的分布,并进一步探究了其与Crizotinib临床疗效的相关性。方法:我们回顾性分析了于2014年12月至2017年5月就诊于四个肿瘤中心（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1971例NSCLC患者的基因组谱与临床资料,样本均在获得美国临床实验室改进法案修正案（clinical laboratory improvement act,CLIA）认证的临床实验室中通过下一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进行检测。使用 Kaplan-Meier法对Crizotinib治疗后的110例ALK阳性晚期NSCLC患者进行生存分析,并进行Log-rank显著性检验。根据Cox比例回归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或费希尔精确检验比较组间基线临床病理特征的差异。结果:1.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110/1971,5.6%）的NSCLC患者发生ALK基因重排,在（36/110,32.7%）患者中检出了其他ALK融合伴侣,有（22/110,20%）患者在同一个样本检出多个ALK重排,共检出134个ALK重排及39种不同的ALK融合伴侣。最常见的ALK融合伴侣是EML4（96/110,87.3%）,变体3（41/96,42.7%）是主要EML4-ALK融合亚型,其次是变体1（39/96,40.6%）与变体2（10/96,10.4%）,仅1例患者检出变体5（1/96,1.0%）。2.对Crizotinib治疗后的ALK阳性晚期NSCLC患者（n=110）进行生存分析,EML4-ALK重排与非EML4-ALK重排患者的mPFS（9.4 vs 14.5个月,P=0.207）和mOS（35.1 vs 35.5个月,P=0.678）均无显著差异。根据患者年龄（≥40和<40）对患者分组进一步分析,亦均无显著差异（7.3 vs 11.3个月,P=0.427;25.4 vs 35.5个月,P=0.686）。对Crizotinib不同治疗线数的患者进行生存分析,结果显示各组患者的mPFS和mOS均无显著差异(1st vs 2nd vs 3rd线:11.3 vs 9.1 vs 7.0个月,P=0.171;35.1 vs 35.5个月vs未达到,P=0.922)。3.对EML4-ALK阳性的患者（n=96）进行生存分析,结果显示变体3和变体5患者的mPFS（8.6 vs 11.3个月,P=0.046）和mOS（31 vs 37.6个月,P=0.026）均显著差于其他变体患者。Cox多因素分析显示变体3和变体5是PFS（hazard ratio,2.0;95%CI,1.01-4.0;P=0.046）和OS（hazard ratio,2.99;95%CI,1.011-8.87;P=0.048）的独立影响因素。此外,我们发现具有多个ALK重排患者的mPFS（7.2 vs10.0个月,P=0.040）和mOS（20.0 vs 36.0个月,P=0.029）均显著差于单个EML4-ALK重排的患者。Cox多因素分析显示多个ALK重排是PFS（hazard ratio,5.2;95%CI,2.16-12.7;P<0.001）和OS（hazard r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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