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菌作为世界上仅次于昆虫的第二大生物类群与人类有着长久而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化学水平。人们意识到真菌是有害和有益化合物的重要来源起因于两个事件:一是20世纪60年代黄曲霉毒素导致的火鸡中毒事件,二是被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神奇药物的青霉素作为第一种广谱抗生素被发现(Nesbittetal.1962;Quinn2013)。这些生物活性分子叫做次级代谢产物,又叫做天然产物。在天然产物学科100多年的研究史中,大量的有益和有害的天然产物被发现,例如:临床上广泛使用的洛伐他汀、棘白霉素和紫衫醇等药物,真菌大环内酯类抗线虫thermolide类化合物,具有除草活性的aspterric acid,伏马毒素、赭曲霉素A和单端孢霉烯族毒素等真菌毒素(Hoffmeister&Keller 2008;Chen et al. 2013;Yan et al. 2018;Gil-Serna et al. 2020;Zhang et al. 2020)。
本文研究了56个花生品种中8种主要过敏蛋白及其过敏原性的差异,为低致敏性花生的育种和消费提供支持。收集了33个中国花生品种和23个日本花生品种并统一种植,收获后进行花生品种间的致敏性差异性研究。利用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和凝胶成像系统分析了花生主要过敏原的种类和含量,用免疫印迹和间接ELISA方法测定各花生品种的致敏蛋白及其过敏原性。结果发现,过敏原Ara h 1在56个品种中的相对含量最高,其次是Ara h 2(20 kDa)和Ara h 3(14 kDa)。中国花生品种中绥中大花生和沭阳大站秧缺失过敏蛋白Ara h 3(35 kDa),新金伏大、兴城大花生和如东碗儿青缺失过敏蛋白Ara h 3(24 kDa),日本花生品种JP-16与JP-19中过敏蛋白Ara h 3(24 kDa)缺失。用中国花生过敏患者的血清进行间接ELISA试验,发现中国花生的过敏原性较日本花生强,这可能与所用的血清来源于中国病人有关。中国花生品种中致敏性最低的是铁岭四粒红,最高的是营口四粒红。日本花生品种中JP-10的致敏性最强,JP-6的致敏性最低。决定花生的致敏性强弱的因素复杂,单纯过敏条带的缺失或含量高低和花生致敏性并不存在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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