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索结果-内蒙古大学图书馆

江海学刊 2019年第5期 155-162,255页

作者：庞正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法治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活动在实践上的确存在很大程度的交集,但法治社会和社会治理作为彼此独立的理论范畴各有不同的分析功能,不可混同使用。法治社会是指一种由国家法律和社会自生规则共同缔造良好秩序的社会状态,以社会组织为主体... 详细信息

法治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活动在实践上的确存在很大程度的交集,但法治社会和社会治理作为彼此独立的理论范畴各有不同的分析功能,不可混同使用。法治社会是指一种由国家法律和社会自生规则共同缔造良好秩序的社会状态,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会自治是其存在和运行的基本特征。社会治理范畴描述了一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公共事务管理方式,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条件下,社会治理尚不宜被定位于社会中心主义的实践范式。法治社会和社会治理在研究论域、问题导向、概念功用、实践主体、实践内容上都存在差异,同时在社会结构条件、运行机理、制度依赖、价值取向等方面也具有一致性。

关键词：法治社会社会治理基本范畴理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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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的县域治理及其近代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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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论坛 2017年第4期35卷 3-11页

作者：公丕祥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在传统中国,郡县制度乃是两千余年帝国治理体制的主干,构成帝国地方政制的基本型态,赋予县制及其治理活动以特有的功能样式,蕴涵着普遍性的规则之治与特殊性的乡土之治内在相连、有机互动的社会价值取向... 详细信息

县域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在传统中国,郡县制度乃是两千余年帝国治理体制的主干,构成帝国地方政制的基本型态,赋予县制及其治理活动以特有的功能样式,蕴涵着普遍性的规则之治与特殊性的乡土之治内在相连、有机互动的社会价值取向。县政乃是中央集权制国家辖区范围内的基层政区,是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相连接的枢纽。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治理准则规制着县域治理活动的基本态势,由此形成一体多层的县域治理结构;绅士阶层借助于礼治的价值规范系统,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国法与乡俗的有效连接。随着近代中国的国家转型发展,县域治理亦处在一个深刻的历史嬗变过程之中。中国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广泛渗透,逐步从法律意义上确立了县乡行政治理系统;近代地方自治改革运动的兴起,加剧了县域治理过程中官治与自治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地方绅士日益广泛地制度化地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管理过程,构建了一个"官绅合治"的县域治理体系,从而为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分化与消失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传统中国郡县制度县域治理近代转型官治与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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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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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学刊 2018年第2期 5-19页

作者：公丕祥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时代是思想之母"。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伟大实践,迫切需要新的思想理论的指导和引领。正是在"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 详细信息

"时代是思想之母"。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伟大实践,迫切需要新的思想理论的指导和引领。正是在"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应运而生。这一法治思想旨在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这一重大时代法治课题,精辟论述了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指导思想、根本遵循、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内在机理、主体力量、动力机制、工作布局、重点任务、条件保障和基本规律,形成了具有原创意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逻辑系统,实现了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新飞跃。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马克思主义法学新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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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的法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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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2016年第7期 17-30页

作者：公丕祥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当下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构成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经济生活大逻辑的重要标志,而且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提出了全新要求。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制度创新,这显然蕴含着深刻的法治逻辑。中国法治的时代使命,就是要最大... 详细信息

当下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构成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经济生活大逻辑的重要标志,而且对当代中国法治发展提出了全新要求。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制度创新,这显然蕴含着深刻的法治逻辑。中国法治的时代使命,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聚合创新发展的法治动能,加快构建推动创新发展的法治体系,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运用法治方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形成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法治激励机制;着力构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法治基础,依法确认市场主体的意志自由与自主地位,依法建立与维护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努力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法律机制;依法划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责边界,恪守"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现代法治原则,进而适应供给侧改革的法治需求,推动当代中国政府革命向纵深发展。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创新发展市场机制政府权责法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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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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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商研究 2021年第2期38卷 3-14页

作者：公丕祥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习近平的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强调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适应新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时代要求,把国家治理现代化构筑在坚实的法治基础... 详细信息

习近平的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就是强调要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适应新的伟大社会革命的时代要求,把国家治理现代化构筑在坚实的法治基础之上。习近平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从中国的国情条件出发,科学阐释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深入论述厉行法治是我们党总结治国理政经验的重大抉择,深刻把握法治对于有效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的功能作用,明确提出要提升法治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效能,精辟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的贡献。

关键词：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与国家治理效能法治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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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风险刑法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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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法学 2021年第2期35卷 92-104页

作者：姜涛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协同创新中心

风险刑法备受质疑的原因是,其会无节制扩大其存在范围。现代刑法强化积极的、事前的预防本身具有正当性,古典刑法事后法的属性和以犯罪人为中心的理论逻辑,并不符合现代国家对风险与安全的制度预判,往往缓不济急,反而给社会带来更大的... 详细信息

风险刑法备受质疑的原因是,其会无节制扩大其存在范围。现代刑法强化积极的、事前的预防本身具有正当性,古典刑法事后法的属性和以犯罪人为中心的理论逻辑,并不符合现代国家对风险与安全的制度预判,往往缓不济急,反而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伤害。理性主义标签化理解风险刑法,才是造成风险刑法被法教义学否定的原因。区别于理性主义,现实主义可以更好地理解刑法的道德基础,现代刑法转向以被害人为中心,强调刑法在被害人具有被侵害的危险时就适当介入,这种做法与公共卫生领域采取的病患预防措施具有相似性。在社会风险日趋增多且不确定的时代背景下,风险刑法应当受到重视,但应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

关键词：抽象危险犯预防性国家风险刑法刑法风险古典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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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过失的限缩适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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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法学 2021年第6期15卷 31-44页

作者：姜涛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协同创新中心

刑法处罚监督过失的宽严标准,是监督过失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司法实践对监督过失的适用存在着"以必然因果关系出罪、以偶然因果关系入罪"的逻辑悖论,并存在处罚主体范围宽窄不一的乱象。监督过失作为犯罪过失的新类型,主要... 详细信息

刑法处罚监督过失的宽严标准,是监督过失研究中的重点与难点。司法实践对监督过失的适用存在着"以必然因果关系出罪、以偶然因果关系入罪"的逻辑悖论,并存在处罚主体范围宽窄不一的乱象。监督过失作为犯罪过失的新类型,主要在于解决监督者、管理者的责任根据问题,以堵截刑法处罚漏洞。作为监督过失理论根据的新新过失论与偶然因果关系,固然可以解决领导者的责任追究问题,但因其过度抽象和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标准,有过度扩大处罚范围的疑虑,故当以信赖原则、原因力大小、合法替代、执行命令等法理,合理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有效限缩应负刑事责任的监督者范围,以免刑法罚及无辜。

关键词：监督过失原因力大小过失竞合信赖原则合法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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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体可罚性辩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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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社会科学 2018年第11期 82-87页

作者：张镭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及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发展前景的同时,也引发人们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的深切忧虑。对于人工智能体在设定程序范围以外作出不法行为,是否可以直接对人工智能体予以处罚,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学术界有人从人... 详细信息

新一轮人工智能浪潮在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发展前景的同时,也引发人们对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的深切忧虑。对于人工智能体在设定程序范围以外作出不法行为,是否可以直接对人工智能体予以处罚,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学术界有人从人工智能体可以被赋予法律人格、人工智能体具有行为辨认能力和感知惩罚能力的角度,证明人工智能体具备可罚性。但在实践上,人工智能体的法律人格的内涵无法真正落实,也无法证明人工智能体具有完全的行为辨认能力,更无法证成人工智能体可以真正感知惩罚,所以人工智能体实际上是不具有可罚性的。

关键词：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体可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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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层自治规则的主导作用及其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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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2018年第9期 149-156页

作者：张镭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共治秩序与多元规则的现实是基层社会复杂性的重要表现,自治规则、法律规则和其他民间规则共同作用于基层社会,形成了基层社会多元规则并存共治的现实,其中自治规则往往在基层社会的秩序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层社... 详细信息

当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共治秩序与多元规则的现实是基层社会复杂性的重要表现,自治规则、法律规则和其他民间规则共同作用于基层社会,形成了基层社会多元规则并存共治的现实,其中自治规则往往在基层社会的秩序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层社会治理应当以自治规则为主导规则,发挥其在基层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法律应保持适度谦抑,不应阻碍基层自治规则的正常运行,影响自治规则作用的有效发挥。自治规则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需要法律进行适度调适,自治规则的合法性和效力需要法律予以确认和保障,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关键词：基层治理自治规则共治秩序主导作用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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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情况”应限于法律过时——以《立法法》第45条第2款第2项与第104条为分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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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2019年第7期 110-122页

作者：汤善鹏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立法法》第45条第2款第2项规定,如果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并在第104条明确了"两高"在遇到此类情况时应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 详细信息

《立法法》第45条第2款第2项规定,如果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并在第104条明确了"两高"在遇到此类情况时应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解释的要求或者制定、修改有关法律的议案。学术界对"新的情况"的理解存在"过严"和"过宽"的立场,它们都忽略了法律过时和法律滞后这两种"新的情况"的区分。实际上,《立法法》中"新的情况"应当限制在法律过时领域排除法律滞后。由于法律过时在认定依据上具有复杂性,在处理时应当诉诸立法的民主合法性。与此同时,立法机关和"两高"应当认真对待《立法法》第104条规定的提案权,以便协同应对当下中国日益突出的法律过时现象。

关键词： “新的情况” 法律过时法律滞后民主合法性制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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